揭秘病毒猎人：穿猴服汗水湿身 气溶胶时刻威胁

　　穿猴服汗水湿身 气溶胶时刻威胁

　　病毒侦查员七小时内判“阴”“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采集样本之后，新冠病毒是如何被检测出来的？核酸检测是新冠肺炎判定的重要环节，每一个被采样的人都曾等待“宣判”：核酸检测阴性还是阳性。而在各级疾控中心微生物检测实验室里，有这么一群“病毒侦查员”，他们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日日埋头寻找病毒的身影。他们不直接接触病人，却在努力剥开病毒的真实面目，为疫情的处置提供科学、有效、有力的“大数据”支持。一份样本牵涉整个疫情防控大局，他们要对每一份样本负责。从1月20日至今，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科的15名“战士”已经连续奋战了40多天，每周7×24小时，检测了上千份样本……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穿上了防护服，跟随“病毒侦查员”们深入病毒检测一线，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25℃的室温，再加上密闭的防护服，王兆娥能感觉到身上的汗在往下淌，护目镜上已经起了一层雾

　　检测结果事关个人与全局 心理压力大

　　3月2日下午16点多，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呼吸道病毒检测室外，七个样本转运箱在地上码放成一排。有的是区疾控中心刚刚采回来的样本，有的是属地医院专程派车送来的，有痰液，也有咽拭子，一共19份，均密封在转运箱里，准备送入实验室进行检测——这些样本的主人正等候“宣判”。

　　新冠病毒传染性强，必须严格按照生物安全的规范开展实验，十米开外的更衣室，当班的病毒检测技师余红和王兆娥正在抓紧更换防护服。她俩的任务就是要将这19份样本的核酸全部提取出来。余红来到丰台区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科已经有14年，王兆娥也是有着9年工作经验的老将。这俩姐妹从1月20日就开始固定搭班。当晚，主操作者是余红，王兆娥是助手，负责样本核对、离心等工作。

　　帽子、鞋套、一次性隔离衣、第一层手套、N95口罩、一次性医用防护服、第二层手套、一次性医用靴套、第二层鞋套、防喷溅隔离衣、护目镜……进入实验室，就意味着有暴露在病毒中的风险，余红和王兆娥随时互相检查对方防护服穿戴是否到位。

　　余红说，“我们手中的检测结果不仅关系到样本的主人，还有他身边人的生命安全，还有整个疫情防控大局。在疫情早期，对这个病的认知还没有那么明确，我们的心理负担会特别重，尤其是做出阳性的时候。”这时，王兆娥打趣道：“刚开始那会儿，做出阴性的时候怀疑实验没做好，做出阳性来就怕自己暴露。”疫情之初，她俩总处于这种纠结和矛盾的状态之中，所以，她们总会反复回忆自己做过的每一个步骤，是否做对了、有没有疏漏。

　　王兆娥用笔在每一个EP管和收集柱的盖子上写下样本编号，并严格遵照相同的位置在样本格位中码放

　　取出采样管同时消毒就耗时近20分钟

　　经过十多分钟的准备，17点整，余红和王兆娥穿戴完毕，北青报记者也穿好了防护服，跟着二人穿过两道防护门进入实验室。紧挨着外层防护门，有一层透明的玻璃，坐在外面接应的工作人员尉秀霞可以通过这层玻璃观察实验室内部状态，如果有意外可随时接应。玻璃一侧，有一个小小的传递窗，样本已经通过传递窗依次送入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大约20平方米，里头最重要的设备就是角落里的那台高约两米的生物安全柜，这也是余红将要提取核酸的地方。这台生物安全柜只允许实验人员将双手伸入其中操作，柜内装有特殊的内循环系统，以及特殊的过滤膜，可以保证柜内空气和柜外空气的隔绝，防止病毒跑到柜外。

　　准备就绪，王兆娥拿着刚配制好的含氯消毒剂，将七个装有样本的箱子依次喷洒消毒。打开箱子，取出黄色的95千帕密封罐，消毒一遍后她才递给余红。余红已经在生物安全柜前坐定。她接过罐子，缓缓打开盖子，取出其中的密封袋，再用消毒剂仔细喷洒袋子的正反两面，透过密封袋，可以看到里头的咽拭子和痰液样本。北青报记者发现，因为要彻底灭活每层样本包装表面可能的新冠病毒，光是从转运箱里取出这19份样本，就花了将近20分钟。

　　半个小时过后，王兆娥将样本从水浴锅中取出，余红接过来将其放入生物安全柜

　　25℃室温外加防护服 汗水往下淌

　　为了防止病毒感染对实验人员造成危害，每次打开采样管之前，都要对样本进行灭活处理。王兆娥将码放好的样本放入水浴锅中，时间设定为30分钟，温度为56℃。随后，她又在实验台的小卡片的空白处，写下了“17：22-17：52”，为自己提醒时间。来来回回地起身、消毒、递样品，王兆娥的护目镜上已经起了一层雾。25℃的室温，再加上密闭的防护服，王兆娥说，贴身的上衣湿透了，能感觉到身上的汗在往下淌。

　　利用这半个小时的间隙，两人又开始了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一侧的实验台上，七个白色带格位的样本盒已经摆好，每个盒子里按顺序放着20个白色的EP管和收集柱，19个用来处理样本，1个用来做阴性对照，保证实验的准确性。

　　七张送样单上一共19个样本，上面已经标明了每个样本的送检单位、样本人姓名、样本种类是咽拭子还是痰，以及其所对应的样本编号等信息。二人用笔在每一个EP管和收集柱的盖子上写下样本编号，并严格遵照相同的位置在样本格位中码放。比如，王某某的咽拭子样本编号固定为1011，所在的样本盒位置也就固定了下来，就固定在第一排第一号。

　　此时，距离灭活完毕还有十余分钟，二人各自坐在角落里休息。“这里是密闭的实验室，而且戴着N95口罩阻力会很大，所以我俩大多靠眼神交流。”王兆娥让自己安静下来，期待护目镜上的雾气赶紧散去。

　　外包装一层层去除 风险一点点增加

　　半小时后，王兆娥将样本从水浴锅中取出，余红接过来将其放入生物安全柜，密封袋上还冒着热气。静置10分钟后，再依次消毒、打开密封袋、取出采样管、消毒、标上编号、放到样本架，又花了将近20分钟，这些咽拭子和痰液样本才全部被取出并码放整齐。

　　外包装一层层被去除，风险一点点在增加。如果样本中有新冠病毒，且前期未彻底灭活，那么接下来这个步骤就是最危险的。其中有六个样本是痰液，由于痰液黏稠，必须稀释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处理，余红首先要给这六个样本加入痰消化液。她左手捏着采样管的下方，右手捏住盖子，一圈、一圈、一圈，小心缓慢地旋动管体，大约转了三四圈，将盖子打开，按比例加入痰消化液，再盖上盖子，让痰液静置并充分稀释。

　　余红说，尽管已经过灭活处理，但谁也不能保证是否还有未灭活的病毒附着在盖子上，为了避免产生气溶胶，所以必须慎之又慎，动作一定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