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遥古城与远处的高楼遥相呼应，像是晋中几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摄影/李文博
-风物君语-
曾经的“白银王者”，如今的“青铜”
北宋初期，太原的治所曾迁往晋中数年，而晋中的榆次、祁县、平遥、太谷等县（区），曾一度为太原所管辖。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直到现在依然清晰可寻：位于晋中、太原两城之间的山西大学城与龙城大街，从文化、交通上将她们紧紧绑在一起。
抛开这些表面现象，曾经属于太原、如今属于晋中的榆次、祁县、太谷、平遥四县区，才是晋中、太原两城之间的真正纽带。她们曾经是山西乃至整个中国的商业中心所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
为什么“白银谷”出现在晋中？
晋中位于山西中部偏东，东隔太行山脉与河北省相邻；东北与阳泉接壤，西南与毗邻，西北与接壤，南与长治、为界。
由于晋中下辖的2区8县以及代管的县级市介休，没有一个是“嫡系”，晋中人经常自嘲“晋中是个组装体”。从地理上来说，晋中的“组装感”也很强：
中国总体地势西高东低，但晋中恰好相反，东高西低。太岳山从晋中中部偏西隆起，大致将晋中河流分为黄河水系和海河水系，也将晋中分为东西两部分：
东部太行山脉绵延起伏，阻碍了东南湿润气候的进入，使得夹在太行山与太岳山之间的山区降雨稀少、冷暖多变。而平均1500—2000米之间的海拔，以及山地、丘陵、盆地纵横的地貌，虽然为动植物提供了乐园，但对当地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贫瘠与落后，似乎是晋中东部永恒的主题。
西部汾河浩浩荡荡，过境128千米，收纳萧河、象峪河等河流之后，在晋中盆地（也叫太原盆地）冲积形成平坦肥沃的良田。汾河东岸的晋中各县（市），充分利用河流灌溉之利发展农业，是山西较早开启农业文明的地区，太谷的饼、平遥的牛肉、榆次的烧酒，远近闻名。
这里自古就是山西的富庶之地。
明代初期实行“开中法”（明清政府施行的以盐、茶为媒介，招募商人输纳军粮、马匹等物资的政策），山西人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以山西地临北方重镇，接壤各经济发达地区，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优势，成为中国第一批盐铁商人。
到了清代中后期，经过近四百年的积累，这些山西人将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走出中国，与外国人做起生意。他们以乡土亲缘为纽带，被称为“晋商”。
而晋中，因居“山西之中”，成为南北往来的重要经济中心。晋中人借此地利，逐渐发展壮大，到清代前期时成为晋商的中流砥柱。他们从汾河东岸出发，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几辈努力之后，终于将这里变为山西乃至整个中国最富庶的地方。
“富可敌国”是怎样炼成的？
晋中西部，是明清时期晋商与晋商文化的核心地区。
以前，晋中流传着“金太谷，银祁县，吃不完米面的榆次县”的民谚；如今，晋中各县（市、区）分布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晋商大院。说这里曾经“富可敌国”，名副其实，毫不夸张。
《乔家大院》、《大红灯笼高高挂》、《白银帝国》等影视剧的传播，使人们在银幕上得以一窥晋商宅院建筑与晋商的生活。前两部影视剧的取景地都是祁县乔家大院，乔家是晋中首屈一指的富商巨贾。
清末民初，北京共有300多家粮店，其中三分之一都由祁县人经营。但祁县的“商业帝国”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内蒙地区。乔家以“复字号”生意垄断了整个包头与呼和浩特的商业经济，在在包头的店铺房产共有1000多间，对包头的城市兴起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无独有偶，这种一个家族成全一座城市的现象，在太谷曹家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太谷曹家在热河三座塔地区发展商业，带动了当地发展，清政府遂设立朝阳县，即今日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的前身。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以晋中商人为核心的山西晋商，用商业的魔法兴起一座座城市，也在他们商迹所及之处，共同捐资，建起500余座“山西会馆”。这些会馆，既是他们在外地的商业驻点，也是他们旅途中安放身心的家。
后来，这些山西会馆，有的发展为山陕会馆、山陕甘会馆；有的发展为秦晋会馆、全晋会馆；还有的发展为西晋会馆、潞泽会馆……如今，这些会馆作为晋商文明的组成部分，已成为当地的总要文物，为世人所关注。
▲ 河南南阳市社旗县山陕会馆，被誉为“天下第一会馆”。图/视觉中国
随着晋中人“商业帝国版图”的扩张，一车车金银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运回祁县、太谷、榆次、介休、平遥等县，一座座晋商大院在晋中拔地而起，连屋接巷，“矗不知其几千万落”。于是，一座座古城，就这样留在了汾河与太行山之间的晋中大地上。
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促进了金融业的兴起。1824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平遥成立，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开全国金融之先河，很快连苏州的金融都垄断了。日升昌分号遍布中国30多个城市，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地区，以“汇通天下、利赖九州”著称于世，平遥也因此有了“中国华尔街”之美誉（一说太谷）。
票号的产生，顺应经济发展潮流，为商人带来很大便利，于是太谷、祁县、榆次等县的大商号，纷纷投身票号行业。山西票号八大财主：平遥李家、毛家；介休侯家、冀家；榆次王家、常家；祁县渠家、乔家，都在晋中。
▲ 榆次老城的牌坊与阁楼。上图摄影/李平安，下图摄影/石耀臣
其中太谷县成立的票号最多，大小700多家。票号反过来又刺激了太谷的商业，太谷各大商号在外地商业大埠设有坐庄，派出专人采办货物：苏杭的绸缎、川广的药材、四川的夏布、塞外的皮毛、两湖的茶叶、京津沪的洋货……这些货物被大量运回太谷，然后批发给各地商户，省城太原的货物，也多赖太谷供给。
辛亥革命以后，票号业逐渐被国家银行取代，再加上军阀割据、战火连天，国内市场遭到很大破坏，晋商在外地的商号纷纷倒闭。而晋商本身的因循守旧，也使得他们错过了近代工商业的时代列车。晋中，在辉煌了数百年后，终于逐渐走向了平凡甚至没落。
晋中，到底该何去何从？
当西部的“白银谷”没落时，晋中这一矛盾中的另一方——东部贫瘠地区，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抗日战争时期，晋中东部以复杂多样的地形，成为山西重要的对敌堡垒。发生于昔阳、寿阳之间的广阳伏击战，对保卫省城太原乃至整个山西，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在寿阳炉家庄揭开了百团大战的序幕，晋中参加战争的有9万多人。这场由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极大的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信心，也为晋中历史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晋中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连年的战争，却使得晋中本已衰落的经济更加萧条。好在石太、太焦、南同蒲、北同蒲铁路在晋中交汇，带动了晋中的工业发展，光是介休、灵石这两个工业为主的城市，2019年的GDP加起来就达到了省会太原的八分之一。但与曾经的辉煌比起来，差距还是很大的。
曾经辉煌的西部繁华不再，东部贫瘠依旧，晋中的出路在哪里？“太榆一体化”是晋中人最急切的呼声；热心网友吃瓜群众也跟着着急起哄，献出了“三分晋中”的“策略”。
他们认为，这样一举两得，对晋中和太原都好：太原可以向南扩大城市规模，更好地发挥省会城市的带头作用；晋中并入太原的县区，经济也能得到更好地发展。为此，他们特地以巢湖与合肥、咸阳与西安的事例，来证实自己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