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一阵秋风般猝不及防，“打工人”的梗火遍大江南北。
在这些辛酸无奈又略含苦涩的段子背后，是这届社畜们自我纾解的狂欢式自嘲。
早高峰进城，晚高峰回村的社畜们，哪怕工作中已是独当一面的精英，深夜拖着疲惫身躯走回出租屋的你，还是一样孤单弱小又无助。社畜当得久了，渐渐也就习惯了，我们忙着在996里找寻找存在价值，却渐渐丢掉了生活的本质。
这是当代中国社畜的悲惨实录，也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社畜们的生活图鉴。
同样处于国家经济实力蒸蒸日上的上升期，同样面对土地与房价导致的“泡沫经济”，同样推崇加班文化与牺牲精神，同样被迫接受虚高的房价与汹涌的消费主义。彼时的日本社畜们，依靠怎样的生存指南续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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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通带你看看，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所著“日本世相”系列之《饱食穷民》记录的社畜生活图鉴。
在这个不再为温饱发愁的新时代依然陷入穷忙和债务缠身的极限状态的人们，被称为“饱食穷民”。他们既是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企业战士”，又是这个残酷竞争社会的牺牲品。
他们中有因自我迷失而参加心理咨询团体寻求慰籍的OL、难耐超负荷的工作节奏而人间蒸发的金融从业者、背负贫穷家庭期待而在东京打拼的保险销售者、为了不落人后的生活水准被贷款消费逼入窘境的夫妇……
一边是超饱和、让人身心临近崩溃的工作状态，一边是同侪压力和鼓吹消费的宣传导向下的过度购买，表面的经济繁荣背后日本人的阴影，害怕竞争失败而跌入底层的恐慌和不安全感，埋藏在每个“饱食穷民”心中，也预告了即将到来的泡沫经济崩溃的危机。
日本的海外净资产自一九八二年后，每年都保持增加态势。一九八五年更是远超上一年的七百亿美元，突破一千两百亿美元大关，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自那以后，还创造了连续六年成功卫冕世界第一的奇迹。
继海外净资产夺冠之后，一九八七年日本贸易经常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双双夺得世界第一。显示经济实力的三个指标全部跃居世界第一，“夺得三冠王”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流行热词。那时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值也跃居世界第一，让日本名正言顺地荣登“富豪帝国”的宝座。
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在日本社会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他以实地采集的信息和材料，通过社会研究的手法，肯定了日本拥有诸多社会模式方面的成功范例，对发展速度正在减缓的美国是一面可鉴之镜。
这本《饱食穷民》所记录的时代背景，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的这段时间。在这个时期，日本成功挺过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等一连串的“国难”，还化“国难”为动力，成功收获众多世界第一的勋章，跃居超级经济大国之列。让我们看看，日本是如何收获这些荣耀的。
首先，是因为这段时期内日本人工作的疯狂程度达到顶峰，甚至远超因疯狂工作出名的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
虽然不愿使用“耳朵都要磨出茧子”这句俗语，但日本上班族的超长时间劳动真是让人“耳朵都要磨出茧子”的代表性社会问题。近期就连电视台也开始接连播放特别节目，毫不避讳地报道这一问题。日本和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劳动时间长度上存在的差异，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这一结论，还是基于日本劳动省的官方统计数据得出的。还有数不清的事例，让人不禁怀疑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数据糟糕得多。
比如，可以看看第二章中一九八八年采访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们的加班时间。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的年度总劳动时间要比当时的德国人多五百四十七个小时，而这一差距在一九八九年也达到四百个小时以上。
日剧《我要准时下班》台词
但是，这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而已，实际上远不止如此。就以银行为例，虽然加班时间因岗位不同而多少有些差异，但绝大多数银行的考勤系统每个月的加班时间最多只给算到二十二个到二十五个小时。就算实际加班超过这个数字，也不会统计到加班时间里。
比如大型城市银行A银行的做法就是，人事部部长会给所有部长、分行行长发出通知，定好当年的加班预算，也就是加班的限——中层领导每月二十五个小时，男性办事员二十二个小时，女性办事员十个小时。
设定这个上限的目的，并非让员工早些下班回家休息，而是为了解决经营上面临的一大难题——限制加班费的支出。能否执行预算是评价分行行长能力的项目之一，所以就算他们心中对实际情况心知肚明，也要想办法要求员工们免费加班来保住自己的职位。
事实上，根本没有人相信能将真正的加班时间控制在预算之内。证据之一，就是这家银行评选出的“早下班模范分行”——东京上野分行的平均下班时间是晚上七点半。按照这家银行的标准上下班时间来计算，平均七点半下班就意味着每人每月平均加班时间约为五十个小时。平均加班五十个小时都能被评为模范分行，说明其他分行的加班时间还要更长。加班如此之多还要限制人力成本预算，于是只好白白加班，不给加班费，为银行的利润“无私奉献”了。
日剧《我们无法成为野兽》台词
这样的状况在其他银行也同样存在，已经成了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据说不仅仅是银行，保险行业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也已经屡见不鲜了。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会曾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对行业内两万两千多人进行过生活状态方面的问卷调查。
保险公司每个月都会分繁忙期和非繁忙期，该调查选择了月中的非繁忙期，针对电算部门的下班时间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男性职员晚八点前下班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32.1%，八点到十点间下班的人占38.5%，，最后仍有29.4%的人晚于十点下班。再看女性，早于八点下班的人占62.1%，八点到十点间占27.8%，十点之后占10.1%。
最近，在东京的新宿和池袋等轨道交通换乘枢纽，晚高峰会持续到很晚，拥挤程度丝毫不亚于早高峰。我近年还发现，晚高峰中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以前。这点也与上述数据相互印证，说明女性也会加班到很晚。
这样算下来，日本人每年的总劳动时间远非官方公布的两千个小时这么少，甚至说三千个至四千个小时都算不上夸张。而且，除了上班时间之外，长时间通勤也是问题。
欧共体国家中，通勤时间在三十分钟以内的人占了75%，而一小时以内的人则达到了96%，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群。
反观日本，以房价猛涨的东京圈为例，通勤时间在三十分钟以内的人仅占32.4%，一小时以内的人也仅有66.3%。也就是说上班单程一小时以上的长距离通勤者高达三成以上。
不仅工作时间长，还要在拥挤的有轨电车里花两个到三个小时上下班，在家的时间几乎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了。
我曾参与过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该调查于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举行，调查对象是居住在东京中野区的男性。当时全国范围内都还未曾进行过此类专门针对男性生活状态和意识的调查。调查中，受访者需要将自己每天的生活内容记录在时间表中。以下是公司职员A 先生的事例。
今年四十出头的A 先生一家五口，家中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上小学低年级，老大已经上初中了。A 先生在一家雇员超过几百人的大公司里的管理岗工作，职位已经高于普通中层。一家的年收入在七百二十万日元到一千万日元之间，可以说是一个超过平均水平的富裕家庭。两人结婚后妻子曾辞去工作在家中做全职主妇，现在孩子不像小时候那么让人操心了，她就又在外面找了一份兼职来做。
A 先生早晨六点半起床，约五十五分钟后的七点二十五分走出家门上班。从中野区到他的公司距离很远，单程要花上一小时十分钟左右，一路十分劳累。上班后他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晚上十点半左右，他才终于回到家里。他每晚十二点睡觉，因此从到家到睡觉只有短短一个半小时。吃完迟来的晚饭，洗完澡，马上就到了就寝时间。他的睡眠时间为六个半小时，然后又是新的一天。
日剧《我们无法成为野兽》台词
对于“你认为自己过劳吗？”这一提问，他十分坚定地选择了“是”，而且在身心的状态上，他回答说自己“心理上的疲劳感大于肉体上的疲劳感”，在问卷的“需要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句话下面，他还特意画上了波浪线来强调，让人感到了他内心的强烈诉求。
从调查数据的整体平均水平来看，除掉休息时间的纯劳动时间为九小时二十分钟。本次调查对象居住在东京市中心，通勤条件相对较好，但就算这样，平均到家时间也在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这样的人占公司职员的44%。他们每天在家里的时间约为十二小时九分钟，减去睡眠时间之后可以算出在家醒着的时间，早晚加起来约为五小时十五分钟。若是再减去吃饭、入浴、上厕所、整理仪表等最低限度所需的时间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几乎所剩无几。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吃”“洗”“睡”的地方。
日剧《非自然死亡》台词
现在，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打出“男女平等、共建社会”的口号，但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男性几乎没有条件平等分担日常收拾、育儿、照顾老人等家务劳动。
如今，私营电视台也纷纷推出《直播到天明》这种深夜节目，满街都是24 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整个社会都逐渐朝着“24 小时不夜城”方向发展。就像纽约、伦敦等大都市一样，成功跻身国际金融中心之列的东京在信息、经济上和国外往来越来越紧密。由于时差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写字楼到了夜晚也灯火通明。除了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还投入巨额资金建设计算机网络，以提高运转率，甚至不惜实行倒班制、自由工作时间制、错峰上班制等不规律的考勤制度来达到此目的，企业活动逐渐转向24 小时制，这些也都是造成这一现状的背景。
据精神科医生介绍，强迫症患者以及带有强迫症倾向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还有一些人身患运势恐惧症。比如，早晨上班的时候，如果不右脚先踏进公司大门就会陷入恐慌，认为一定会发生不吉利的事情。如果不小心左脚先踏进了公司，就必须先退回去，重新进一次大门才可以。如果不小心忘记确认是右脚还是左脚先踏进公司的，就会整整一天都处于坐立难安的状态。还有些人患有交通工具恐惧症，乘坐轨道交通的时候，会一直惊恐，特别是乘坐新干线这种发车之后长时间行驶不停车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会觉得在密闭的空间中喘不过气来，甚至产生跳车的念头。
还有些人有利器恐惧症，看到利器等尖锐的物体，就会产生一种会刺伤别人的恐惧，不用布将刀刃缠起来就坐立难安。另一些人对绳索心怀恐惧，如果手头有和服的腰绳甚至衣带，都会害怕会不会勒死小孩子，不将细长的绳索状的东西全部收得严严实实就会静不下心来。我有一个朋友的妻子，就患有这样的绳索恐惧症。
患有洁癖的人就更多了，比如恨不得每二十分钟就洗一次手，洗手的时候一定要打很多次肥皂，使劲搓洗很多次才罢休，没过一会儿就又忍不住去洗。还有很多人在意自己的口臭，在公司常常离开座位去水房刷牙。最近越来越多的人饭后必须刷牙。不仅是口腔，还有很多人每天要洗很多次头发，否则会心烦意乱，无法安心做其他事情，显然光是早晨洗头已无法满足他们。
听完医生的介绍，就像参观了一个神经症样品的展览会。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些人平时看起来都非常正常，和其他人过着同样的生活。但是，他们时刻要求自己百分之百完美无缺，被另一个自我苛责到身心俱疲，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痛苦着。这一现象让人认识到，正是这个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将激烈的竞争和高度的紧张状态强加给每一个成员。
日剧《半泽直树》台词
本应以改善公司业务为目的的微电子化，反而将前所未有的高精度管理的手段指向了公司员工。证券公司是最典型的例子。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多达六七百项，中层领导只要将下属的密码输入终端机，就能立即看到下属的全部信息和销售业绩，说公司掌握着员工的一切也不为过。
不仅如此，现在是寻呼机时代。计算机技术人员无论假期还是深夜，都会因为机器故障和维护被叫去公司工作。很多人都深感恐惧，无论身处何地都无法摆脱工作。一家大型计算机公司与客户签订了提供24 小时技术支持合同，随后，公司所有员工都配上了寻呼机，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立刻响应公司的紧急呼叫。
一名技术员向我透露，他一年一共接到了十二次紧急呼叫。遇上紧急呼叫，连家人都被搅得不得安宁。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折磨，心理压力巨大。
身心的疲劳不断积聚，但人们就像上了高速公路的汽车，除了随着大流往前走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就像置身于一个庞大的系统之中，刚达成了一个目标、课题，甚至都没有时间喘息，马上就会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被推到面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日剧《重版出来》台词
造成这一状况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土地与房价导致的“泡沫经济”。
据说，将全日本的所有土地全部卖掉，可以买下二十个美国。少数资产家把持着一路狂涨的土地，贪得无厌地增殖手中的资产，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日本的国民劳务总收入总额只有三百五十万亿日元，然而资本收益却高达五百万亿至一千万亿日元。
在这样一个挥汗劳动不如坐收利息的社会，人心没有不走向疯狂的道理。
X 先生告诉我，日本的贫困人群大量产生于明治时代以后。以地租改革为标志的大规模的社会变动，使大量农民的生活陷入困境，进而涌入城市沦为底层。
比如，日本剧作家唐十郎编剧、蜷川幸雄导演、话剧团“状况剧场”表演的话剧《下谷万年町物语》中所描写的东京下谷万年町，就是一个由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6）的进城贫民所形成的聚集地。他们平时只能做一些捡垃圾、修木屐、挑着扁担走街串巷卖杂货、卖鱼、集市摆摊、拉人力车等城市里的杂活来勉强维持生计。
随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所带动的军需工业的发展，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加入到了在工厂干活的工人阶层中。X先生首先介绍了传统意义上的贫困人群的历史。
“有时候，针对不同社会阶层，使用的词语也有所区别。所谓‘细民’，是指有固定工作的社会底层的一般工人阶层。‘贫民’是属于没有固定工作的城市杂工阶层。而‘穷民’，则是指老弱病残等无力维持生计的赤贫阶层。但无论叫法如何，他们都是日本踏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道路后产生的贫困阶层。他们的贫困可谓是‘贫困中的贫困’，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然而，战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后，贫困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成了‘繁荣中的贫困’。”
社会上物质极大丰富，明明已经摆脱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极端状况，为什么还有贫困存在呢？究竟贫困在哪些方面呢？
X先生这样告诉我们：“首先，是在经济上没有可以依靠的储蓄。比如，一个人有三百坪（1坪约为3.3平方米）土地，他死后可以将这三百坪土地平分给他的两个儿子，每人可以分到一百五十坪。这就是最纯粹的所谓经济上的储蓄。但如果这样定义储蓄的概念，那几乎所有人都会没了自信。现在（1985 年）东京圈内一般人有能力购买的带土地的独栋住宅价格，大概是三千五百万日元，土地面积二十三坪，建筑面积二十五坪。这样的‘储蓄’，是没办法分割的吧？”
日剧《公主小屋》台词
哪怕算上退休金和死后的生命保险赔偿金，积攒一辈子的积蓄仍然不够作为留给孩子的“储蓄”，这种不安大概谁都会感受到——X 先生指出这一严峻的现实后继续说道：“缺少‘储蓄’的不安，还有另一层意义。打个比方，一个熟练工花一辈子时间磨炼出来的车床手艺，也许一夜之间就会被计算机化的数控车床所取代。一个人从根本上赖以生存的最终手段——技术、技能、知识、判断能力，也许一夜之间就会被彻底推翻。现代人心中的这种不安，都在日渐膨胀。”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是现代贫困的一大特征。也许，人们正是为了缓解心中无时无刻都充满着的不安，才会被寻求物质上的担保以获安心这一冲动所左右。
“为什么人们不顾自己的偿还能力，也要从信贷公司借贷，或是用信用卡购物呢？这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虚荣心在作怪，而是出于一种人们在苦闷中试图证明自己的心理，证明自己能够融入这个社会，证明自己没有落后，证明自己不低人一等……”X 先生如是说。但是，为了证明自己而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带来幸福，这才是最大的问题。X 先生用希腊神话中点石成金的迈达斯国王来举例。
“国王点石成金，明明是一个求之而不得的大好事。但是他想喝水，却连杯子带水一起变成了金子，而根本喝不到真正想喝的水……这则希腊神话的故事，难道不是跟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非常相似吗？我们追求物质上的富裕，但当这个世界真正被物质上的财富所充斥的时候，我们却得不到真正想要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贫困。退一步讲，如果像迈达斯国王一样能够点石成金倒也还好，然而我们所碰触的东西非但不能成金，反而会成为无用的垃圾……”
日剧《公主小屋》台词
这样一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的社会达到温饱状态，才反而陷入了贫困的泥潭。那么，我们人类最需要的又是什么呢？我和X先生的对话逐渐深入到问题的本质——
向众神许下的愿望得以实现，手指点石成金，身处金碧辉煌的荣华之中，却连手边杯中水都会变成金子，无法缓解自己喉咙的干渴——我们试着将X先生引用的迈达斯国王的故事对照现代社会的状况进行思考。
我们的社会和神话中的情节如出一辙。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我们日夜兼程跑步赶超发达国家，虽然表面上获得了物质上的繁荣，但不知不觉之间，原本对于我们来说不可或缺的“水”却干涸得一滴不剩。所有人都在急忙慌乱地一边喊渴一边为生活东奔西走。
那么，现代社会中能够作为滋润人的“水”，换而言之对人们来说最为重要的又是什么呢？X先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既无情也无义，只会一味追求利益，这个社会中，资本一面不停增值，一面彼此之间还会不断竞争。刺激企业追求利益的冲动、经济的冲动不停侵蚀人们的生活，压垮、吞噬并统治生活本身……我认为，这就是当今社会的特质。换句话说，就连我们的生活，也遭到了经济原理的彻底占领……所以，人们开始变得像企业一样对经济活动愈发敏感，甚至可以说人类已经被改造成了金钱和物质统治下的行尸走肉。”
所谓经济活动原本是指人们曾经为了糊口而进行的耕田、狩猎等为生活动。虽然经济是支撑人们生活的重要基础，但其本身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X先生说，生活第一，经济是支撑生活的基础——这本应该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道理，然而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变得本末颠倒，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审视。
日剧《我要准时下班》台词
“人们不是有多种多样的欲望吗？最典型的欲求就是想要陪着自己的小孩子开开心心地玩耍，或者多看看大自然、种花养草什么的……所以首先是满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需求后，才有条件享受这些生活。其次，是拓展自己的能力、不断成长发展，满足实现自我的欲望。再有，就是享受和外面世界进行多种多样的接触的快乐。有时，可以是参加与政治相关的活动等……我认为，将所有这些人的欲望综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
“如果每个人的个人世界中，不能够充分地、均衡地满足上述多种多样的欲望，那么无论我们的宪法多么强调和平和人权的重要性，我们也会忘记是非善恶，忘记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实现的目标，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在战争中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才得到的民主主义，不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发展自己的人性、实现幸福生活的国家体制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回归初心、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吗？——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活字文化（ID：mtype-cn），内容整理自《日本世相系列：饱食穷民》，日本通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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