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河南驻马店，一位投资者承包的千亩田地临到丰收时，却遭到了村民哄抢。网友感叹 “农民何苦为难农民”。承包人称，2017年起他在村里承包了1000多亩地种植花生、玉米、小麦，先后投资300多万元，没想到收割时节就遭村民盗窃、哄抢，还有村民夜里守一晚，趁不注意就偷。村干部说，也有外村人过来哄抢，村里能力有限管不住。事实上，村民的行为已然涉嫌违法而不自知，这与其说是素质问题，毋宁说是一些村民法律意识的淡薄和现代社会契约精神的匮乏。长期以来，在很多村民的意识中，规则似乎是个不那么明晰正规的事。正如费孝通先生对乡土社会做出的分析：“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签字、画押不就是见外了么？”在费老的分析中，传统的农村哪怕不是与生俱来的法理社会，没有对法律契约的重视，，但也不意味着就缺乏信用保障。农村是一个礼俗社会，其中的信用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如今，伴随着现代文明与法治体系在城市中确立、向乡村中延伸，类似这种“田间地头的哄抢事件”却屡有发生。事实上，农村已经不是法外之地了，农村要想实现脱贫致富、发展规模经济，也必须要进一步明确产权关系，因而农村独特的“熟人社会”结构并不应成为村民逃脱法律规制的理由。但类似事件引发人们的一个担忧是，有些人不仅现代法律意识尚未建立，连原有的乡规民约也淡忘了，这也成为农村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种现代性问题。农村社会本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民风，如果搞生产经营还需要大半夜防贼防盗，这样的社会治安和营商环境，或许会让外来经营者或者返乡创业者多一份顾虑。事实上，现代农村并非没有实现有序管理的组织设置，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村委会，就应当承担对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职责，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因而在这则新闻中，村委会回应的“能力有限管不住”似乎并不能成为一个合理的理由。因为一旦村委会与投资者签订了投资协议，双方就产生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村委会应当对投资人的合法产权给予保护。否则，以后谁还敢来村里投资？基层法治必须有力量。否则，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农村发展的前景，都会深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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