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发展与公共健康

2001年，由世界卫生组织立项，委托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牵头，带领全球数十位顶尖经济学家、医学科学家完成了一份堪称里程碑式的报告：《宏观经济与健康》。该报告的执行摘要指出，技术和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将世界推向了一起，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这是由于思想、文化、挽救生命的技术和有效的生产流程之间的共享越来越多。

然而，全球化的好处仍在接受考验。部分的原因是，这些好处尚未惠及世界上数亿的穷人，部分的原因是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某一地区的动荡可以通过恐怖主义、武装冲突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区，环境恶化或传染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急剧传播。今年突发的全球新冠疫情，让世人认识到20年前世界卫生组织的警示并非杞人忧天。

事实上，根据公开资料可查的数据计算，在人类发展的2000多年中，人类战争夺走了4.5亿人的生命，人类和微生物之间的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4.67亿，毫不逊色同期人类武器的杀伤力。新冠病毒对人类造成的冲击和代价有多大？尽管疫情还在世界各地蔓延，就迄今为止的影响而言，已经是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微生物种对人类最严重的袭击。

截至12月23日，全球新冠病毒确诊7800万人，感染率为10000/100万居民，感染率最低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区域，其次是非洲，最严重的是北美、南美、欧洲。全球新冠死亡人数173万，平均死亡率为222/100万居民，其轻重分布情况和感染率高度一致，地区性的聚集特征明显：仍然是中国为首的东南亚地区最低，其次是非洲，北美和欧洲最为严重。

从全球角度考察，不同地区的抗疫成效差异为何如此显著？究其原因，虽然极为复杂，并且疫情还在进行中，定论也为时过早，但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各国中央政府关于抗疫措施的行政决策和严控程度，以及地方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执行力度。

第二，各国民众文化基因中关于生命价值和生活品质的取舍关系，关键性地决定着人们配合政府抗疫措施的个人行为和社区行动。

中华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生命至上。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是该文化的最佳诠释。中国抗疫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各级政府及时推行的严控措施与人们生命至上文化的高度相融性应该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相比，最具差异的特征恐怕当属其关于生活自由与生命价值的对等性，即所谓“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

极限探险，应该是这种文化的主要写照。2017年，世界攀岩高手、美国青年亚历克斯·霍诺德徒手攀登了美国优山美地高达884米高、近90度的酋长岩，创下了史无前例的最危险攀岩创举。当记者问他是否有随时死亡的恐惧时，他回答说：“人的生命长短终归有限，如果生命在当天攀岩途中画上句号，其价值不低于高龄的寿终正寝。”

第三，自然力量的差异也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包括各地新冠的毒株类型以及不同族群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基因结构差异。

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重点看看它对经济的影响。2020年，全球GDP预计比2019年倒退4.4%。中国GDP今年预计能够实现2%~2.5%的增长，在全球大国经济当中表现最佳。不过纵向看，较之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平均水平，大疫之年的经济增长率也面临下降近七成的巨大挑战，前所未有。那么，为什么新冠疫情对各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如此之大？

如果对比过去传统的经济危机，也许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多数情况下，传统经济危机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经济结构本身出了问题，首先表现在需求疲软和消费不足，使得供给的产品滞销，失业上升，收入进一步下降，进而形成恶性循环的危机周期。新冠疫情的影响则有所不同，从需求侧看，为了降低感染风险，居民选择居家活动，客观上降低了需求和消费。与此同时，在疫情严重之时，为了遵守政府抗疫的相关规定，供给侧不得不停工、停产，对本已减少的经济活动而言，无异于再自行“补上一刀”。国内外若干实证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导致的宏观经济下行程度，供给侧的影响远高于需求侧的影响，这在传统经济危机中少见。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进一步观察。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哈吉·柴提在今年的研究中，应用美国真实大数据，对比分析了今年新冠疫情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差异。2008年金融危机中，耐用消费品消费降幅高达58.6%；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降幅为44.3%；而服务类消费没有受到影响。

截然不同的是，今年新冠疫情对耐用消费品的负面影响只有19.5%，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下降仅有13.3%；负向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消费，下降幅度高达67.2%。因为服务提供大多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能够完成。该项研究为我们制定经济复苏政策措施提示了极为重要的信息。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型升级。今年夏天，国家提出“双循环”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原因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对的国际市场规模和需求能力逐步递减，过去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必然面临越来越大的市场压力，必然需要拓展新的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服务业比重超过50%，2019年达到54%。相对于有型物品，服务业能够进行国际贸易的程度更低，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扩大内需转型的第二个原因。

简言之，我认为“双循环”模式的核心要义，并非要缩小对外市场规模。相反，中国经济需要在不断保持国际市场需求的同时，加大力度发展和开拓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内市场需求，不仅为供给侧创造更大的市场，，更重要的是，也能更好提高和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

毫无疑问，当下中国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的水平，居民未来的内需增长潜力的确非常巨大。当然，需求潜力不等于实际需求，如何变潜力为实际水平，还要取决于很多促进增长的条件。其中，三个方面的条件尤为重要：一是广大农村居民能够参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二是进一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前来看，中国人均GDP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还不小。参照发达国家的水准，通过进一步促进劳动者收入的税收制度改革，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空间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三是继续推进和完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也是进一步提高中国内需动能的源泉。

考察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扩大内需的条件。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居民消费构成分为8大项：烟酒、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穿衣、生活用品及其他。2015年~2019年，尽管每一项的绝对值都在增加，各项的相对增长则不同。其中，烟酒和穿衣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居住和医疗保健开支占收入的比重在上升。因为居住既有消费属性，也有投资属性。如果不考虑住房的话，在全国居民消费的8大项中，只有医疗保健的相对开支在2015年~2019年的观察中持续上升。

据此，我们是否能够把医疗保健理解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所需的朝阳市场呢？在中国的5年观察时间也许太短，恐怕还不能断言为长期趋势。不过，欧美相关的研究也许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参考依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追踪了美国从1875年~1995年120年间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他发现在吃饭、穿衣、住房、医疗、教育、休闲及其他等7项消费开支中，吃、穿、住3项消费的增长低于同期收入增长；而医疗、教育、休闲及其他的增长则超过同期收入增长，其中医疗消费的相对增长幅度最高，其相应的收入弹性为1.6。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医疗市场的增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在各国几乎都是不争的事实。1970年，发达国家医疗卫生占宏观经济的比重在5%~6%。到了新世纪后，大多数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都超过了10%。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现在，医疗卫生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为什么医疗市场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好是坏，更是见仁见智，社会各界争论不休。尽管如此，关于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原因还是有一定的共识，其中包括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医学技术的推陈出新以及国家医保的制度化发展。

通过近10年医改的不懈努力，中国在2019年从制度上消除了城乡医保的差距，实现了国家全民基本医保的城乡并轨目标，堪称一项壮举。

与此同时，更大的挑战也如期而至。2019年，从全国层面上看，医保基金收入接近24520亿，支出20854亿，还有3666多亿结余。不过，从2018年到2019年，居民医保人均筹资的增长幅度在12.7%，而人均医保费用的支出增长率是18%。因此，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支付改革的主线主要围绕两大问题：买什么，如何买。

就可应用的相关理论和科学方法而言，药物经济学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事实上，在2019年~2020年两年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过程中，药物经济学专家组成的力量确实通过“成本效益”原理进行分析测算，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全球因新冠死亡173多万人，以今年前11个月计算，相当于平均每天死亡5000多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接近全球疾病致死人数的前6位。新冠袭击人类的同时，其他疾病杀手并未因同情人类而手软。比如，一号杀手心血管病，每天夺走高达48000多人的生命；第二大杀手是肿瘤，全球每天有26000多人因此离开人世。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非传染性疾病杀手，并非2020年的特殊情况，会长期威胁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因此，在继续加强新冠疫情防控的同时，更需要大家群策群力，有效配置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做好长期应对常态化慢病防治工作。

随着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越来越全面，我们能否进一步提高抗疫措施的有效精准程度呢？答案是肯定的。切入点之一是进行新冠病毒在个人层面上的风险识别，从而研究和开展基于个人风险的“靶向”防控工作，尤其是通过非药物手段的个人干预措施，应该可以获得更高成本效益的防控效果。

根据目前国内外公开独立发表的科学研究，各国新冠患者面临的死亡风险和严重程度，几乎都高度一致地与年龄密切相关。以意大利为例，80岁以上的新冠患者，其死亡风险高达20%。然而，只要年龄下降10岁，死亡率显著降低7个百分点；60岁~70岁的新冠患者面临的死亡风险大幅下降3倍以上，即3.5%；50岁的死亡风险降低到1%，如果是30岁以下患者，其死亡风险只有0.2%~0.3%，相当于常规大流感的死亡风险。

另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本特·霍姆斯特罗姆教授在今年10月发文，分析了为什么新冠病毒在冬季特别严重。主要原因并非温度、湿度的改变，而是紫外线的辐射更轻导致病毒在冬季更为活跃，从而更具传播力。

冠状病毒在紫外线暴露下的脆弱性本是科学常识，但其受到的关注和应用程度仍然很低。这提示人们除了研发如疫苗类的新抗疫技术外，还可以从已有技术和认知领域进行挖掘，包括更好地利用现行相关药物和紫外线技术等，其成本效益可能更高。

文：健康报记者张昊华整理

编辑：徐秉楠

审核：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