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余雅琴
责任编辑 |刘悠翔
2020年初，许知远去马来西亚寻访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足迹。20世纪历史一直是他的兴趣，为此他还写过一本关于梁启超的专著《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为了这个兴趣，许知远踏足世界各地，寻访梁启超和同侪留下的足迹。许知远被那段波折诡谲的岁月深深吸引了。或许不仅仅是巧合，他还拜访了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先驱伍连德的家乡马来西亚槟城。110年前，正是这位伍博士力挽狂澜，终结了当时蔓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晚年梁启超因此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星联）博士一人而已。”面对历史的微妙循环，许知远感慨道：“在两条平行线之间穿梭，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忘的经历——彼时伍连德在应对瘟疫，而探访他的人也在遭遇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相隔一百年的历史并于一轨，人们因为疾病被联系到了一起，也由此更能体会当时的历史语境。”疫情暴发后，许知远又辗转去了日本，直到6月中旬才回国。隔着海峡看祖国，他度过了一段慌乱的日子，“每天被各种消息所困扰”。他开始重新阅读加缪的《鼠疫》，去找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来看，试图去理解瘟疫的流行会造成怎样的冲击。疫情催生了许知远的写作，他至少有两本书的写作计划在进行，一本是意外产生的在疫情期间的旅行见闻，一本则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有关。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许知远找到了一个得以来回切换并获得慰藉的方式。他从明治维新那段历史中看到国家危机下每一个个体的反应和应对，也从中试图理解我们在疫情危机中的选择。“历史永远是我们的慰藉、逃避，也是鼓舞，是我们储存能量、寻找能量的场所。”疫情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的改变都是巨大的，许知远也不例外，2020年他开始关注内心世界，重视亲密关系，开始写作并重新思考批判性。临近2021年的几天前，他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的新愿望：心里生出一股重写鲁迅的冲动，将之置放于世界历史之中，一个混乱、充满实验性的时刻。“对我来说，对现实的热情和对历史的热情是一体的、同时发生的。因为当那种历史感更充分强烈的时候，现实的变化就更会被放在这种架构中来看待，它也会变得更明确起来。对当下的兴趣敏感起来，对历史的敏感性也会提高，它们是相互的。”南方周末：你好像特别擅长把个人的命运和历史来连接起来。你觉得疫情会如何影响人类的处境？许知远：我们就生活在一张历史织网之中，哪有那么多完全崭新的事物，“一战”、“二战”、“冷战”，甚至西班牙大流感或许都比疫情严重得多，对人类历史的塑造深刻得多。我觉得疫情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事，但是也很难用百年一遇来形容它。疫情加剧了一些既有的趋势，全球化的困境、中美之间的对抗，民族主义的抬头，社会迅速的数字化，还有利维坦的重新兴起……这些并不是新的变化，而是加速了之前的趋势。南方周末：包括网络上越来越耸动的言论，这些变化会让你觉得恐惧吗？许知远：我会感到不安，但此刻我没办法充分地表达。对我的影响是，我会开始重视内心生活的重要性，更充分依赖自己的内心来应对这样的趋势和变化。最开始隔离的时候，每个人都困在自己家中，内心必须要充盈起来，才能应对受困感。你可能非常无力，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一切，这时候你也需要让自己内心充盈起来。我的变化就是我要架构一个自己的内在时空。南方周末：刚刚你谈的是比较宏观的观察，那么你的日常生活和身边朋友有发生什么微妙的变化吗？许知远：从公司（指单向空间）和同事的角度来说，我们意识到了组织的脆弱性，它随时可能被击垮。也因为这种高度脆弱，使我产生了更强的介入感和自我要求——要使这个组织存活下去，它增加了我们内部的黏度和彼此投入的程度。但是已经有很多书店关门了，我们自己的店也关闭了一些。疫情期间的会员计划让我们招募了一批非常稳定的会员，他们提供的现金流帮我们撑过了第一道难关。接下来单向空间整个在朝线上方向发展，我们的组织也在变得更有弹性。南方周末：其实很多活动转为线上是为疫情所迫的，然后它们成为2020年的一个趋势。这与你做实体空间的理想是背离的吗？许知远：我想创造一种智识上的亲密感，一种intellectual intimacy。所以也不见得说一定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但它应该是某种空间，在其中发生一些智识上的交流，分享各种各样新的思想和书籍，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只不过2020年上半年线下的活动都被暂停了。南方周末：这种疫情的隔离会让你更加认识到这种空间的可贵吗？许知远：一定会。消失的但也会再新生，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一年的最强感受就是亲密感的重要性。亲密会使人自信、宽容，拥抱未知，因为它给你某种力量。而过分的疏离会带来猜忌，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许知远：是非常之困难，原子化生存正在变成一个普遍的东西，但是人永远都需要亲密感，只是现在的亲密感变成了一种泛亲密感，对偶像的狂热也是一种对亲密感的寻找，现在连淘宝客服动辄都是“我的亲”，这是一种对陌生人亲密感的寻求，因为现实中寻找不到，只能在虚拟的世界发生了。因此沙龙式的亲密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回到我自己，我也有转变，对宏观的事情虽然在思考，但也会开始更多面对现实里的问题。这可能跟我创业有关系，因为要面临一个非常具体的组织。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面对你自己就好了。但我现在则需要面对非常现实的关系，想问题就会变得更具体化。南方周末：这一年，你有什么觉得愉快的或者说特别欣慰的事情吗？许知远：学跳探戈舞，但也很挫败，因为不好学。当我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理解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最兴奋的时候。我最初去跟他们学的时候特别开心，好像突然一个新的世界向你涌来了，这让我很高兴。我从日本回来之后就去学（跳舞）了，某种意义上也是基于我对亲密感的理解，它代表一种即兴的亲密；因为我深受博尔赫斯影响，喜欢阿根廷和拉美文化，探戈也让我有一种智力上的亲密感。可惜后来太忙了，明年1月我要继续。探戈是一种新的语言，而当你去理解一种新的语言，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解放。南方周末：《十三邀》马上要播第五季了，前四季也刚刚集结出书，是什么推动你一直做这个节目？许知远：有意思啊，很大程度上是我个人的兴趣。这个节目是我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我们在节目里可以听到时代最亢奋的声音，也听到人们所说的那些动人的挽歌。你看到雄心勃勃，也看到每个人的孤独，这些东西吸引我。镜头是不能够拍摄观念的，镜头拍摄的是行动，所以视频节目需要更多的体验和参与，书籍则是对节目的一个更完整的呈现。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采访的人物大部分都是项飙这样的人，在所谓知识系统里面的人。而我现在面临的是演艺界、二次元……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带给我很多不同的感受。在时代的分化和重组中，新的东西还处于未知的状态。它是另一种时间维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现实记忆，但它也是一种现实记忆——你进入和理解别人的人生，就是一种现实的记忆，虽然你的记忆某种意义上是被替换了。2020年7月，许知远在北京录制《十三邀》间隙。（受访者供图/图）南方周末：你的行动似乎试图在一个分裂的时代里弥合大众，我发现你采访了很多不同的人，从陈嘉映、项飙，到马东、薇娅，你选择聊天对象的标准是什么？接下来你会有什么变化吗？许知远：好奇心，比如薇娅那期，“直播带货”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物。我觉得薇娅身上有我们时代精神，她是“反神话的神话”，而直播是一个巨大能量场，通过“物”连接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我们当时把她这期放在许倬云老师那期后面，也是在追求一种速度意义上的节奏感。最新的节目应该会有更强的介入性，重视参与和陪伴。因为疫情，不能出国了，我们觉得可以做得深入一点，不太会只是一次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谈话，而是我们和被访者能一起做点什么。当空间缩小之后，要在时间上、深度上去延展一些。南方周末：你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似乎有了转变，这个节目引发过很多批评，你在乎吗？比如有的人批评你不再具有当年那么强烈的批判性了，也有人说你的姿态很“精英”。许知远：我知道一些，但我不会在乎，我连微博都不用。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节目，因为会觉得不自在。我在乎探索的过程。你去探索别人的思想、观念和感受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很有乐趣的。我其实是个温和的人，但我认为大家都应该保持critical（批判性），其中也包括自我批判，这对人的思考很重要。当下整个批评话语都在衰落，公共空间越来越难以容纳批评的话语。我的批判性看上去也在衰落，可我始终对此保持警惕：当一个写作者、思考者缺乏批评意识的时候，就是他堕落的开始。《十三邀》也是这样，它在告诉人们，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各种各样的思维形态，让人不要陷于单一的思维形态里。社会中必然会有一些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有更多的机会的人，他们对社会是有责任的。精英应该肩负着某种社会责任，他们有义务将自己的理解、自己所掌握的资源转化成一种社会进步的力量，当一个社会强调精英的时候，应该强调他们的责任，而不是获得的利益或者权力。在所谓的“反精英”的当下，我们实际上也摧毁了那种责任意识，这让人很不安。我觉得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伦理，知识分子、商人、手艺人都是如此，每个人都应该为之贡献和承担。我们始终努力在一个大众的时代保持着一个知识空间的存在，而所倡导的价值观仍然是微弱但重要的。我想尽量保留一点多样性的存在，力量不大，所做的也就这样。南方周末：你的身份很多元，2020年的当下，你最看重自己哪个身份？许知远：作家，还是作家。我是在大众文化的边缘，然后在相对小众文化中更主流一些，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也是相对舒适的一个位置。现在有点无所谓了，破罐子破摔了，但我希望自己是个探索者。
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www.vvvcd.com/view-13322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