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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孙玉涛（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曹 聪（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
责编 | 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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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自2006年提出“自主创新”战略以来，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突飞猛进，2015年达到1.4万亿元，占全球研发经费投入的20%，仅次于美国的28%。然而，研发经费投入结构不合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动能的需求与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低”投入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创新的供给侧面临严峻挑战。
数据来源：《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中国科学技术统计年鉴》。注释：-表示相关统计数据缺失。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强度）=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GERD）/国内生产总值（GDP）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来源）= 政府来源资金 + 企业来源资金 + 其他资金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执行）= 基础研究投入 + 应用研究投入 + 试验发展投入
基础研究投入比例长期“低”位徘徊
近20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比例一直徘徊在5%左右，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参见表1）。学术界已经呼吁多年，每年“两会”科教界委员也都提出相关议案，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改善。2016年6月23日，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杨卫主任在《自然》杂志（Nature）发表评论文章，再次提及这一问题。随着我国基础研究实力的不断增强，“跟跑”的后发优势已经逐渐消失，迫切需要通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为“并跑”和“领跑”提供自己的新动能。
应用研究投入比例大幅下滑“低”关注
1995年以来，我国应用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比例出现大幅下滑，2014年已经触及10.8%的历史低位，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以上的水平。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的中心环节，是创新链条中将新知识转化成新产品的重要传导环节。应用研究投入比例大幅度下滑，严重制约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试验发展转化进程，导致创新链条运行不畅。与基础研究备受关注不同，应用研究投入比例滑至低位的问题尚没有在学界和业界引起关注。
产业创新自主知识产权供给率“低”
我国产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薄弱等问题，，集中反映了自主知识产权供给率“低”的问题已日益突出。自主知识产权供给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研发经费投入过于偏向试验发展，科学研究经费比例偏低。目前，我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约为1:5，美国等主要发达约为1:2甚至1:1。在创新体系中，企业以国外技术设备为基础主要开展试验发展，较少涉及应用研究，几乎没有基础研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应用研究在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中的桥梁作用缺失。
中央政府研发经费投入不足
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资金是科学研究投入的主要来源，中央政府研发经费投入不足是科学研究投入“三低”问题的主因。
200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专题报告指出：我国政府来源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例，到 2010年逐步提高到40%左右，2011-2020年稳定在40%左右。2006年国家中长期规划实施以后，政府来源研发经费投入比例不升反降，2014年仅为20%，与主要发达国家历史同期和当前水平相比均严重偏低（参见表1）。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意识薄弱
企业是科学研究投入的重要补充。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仅16.9%的企业从事研发活动，且主要集中在试验开发阶段，科学研究非常少。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意识不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多数企业仍然习惯“跟跑”，没有研发压力和动力，没有意识到科学研究对于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即使是像华为这样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其创始人任正非也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承认，“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教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
政府研发支出核算规范不完善
目前，我国政府研发支出核算规范尚不完善，可能导致国际比较存在误差，不利于精细化管理。我国研发支出核算与经合组织（OECD）《弗拉斯卡蒂手册》（Frascati Manual）统计规范存在较大差异。就研发支出的范围而言，我国基础研究支出统计很少甚至不包括大学教师和博士后的工资，而OECD国家研发支出中工资是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大科学工程投资没有计入基础研究支出，例如上海光源总投资2亿美元，只有1800万美元计入研发经费。另外，国家财政研发支出数据主要通过经费执行机构的调查获取，标准难以统一，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财政研发支出统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