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承担那些真正的难题

　　世界正在越变越好，但在比尔·盖茨看来，速度还是太慢，更重要的，并非对所有人而言都是越变越好。过去30年，这位商界和技术界的传奇人物，依靠创新的技术打造了一个微软王国，不仅创造了个人可能拥有的最大财富，而且实现了“让每一张办公桌以及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计算机”的梦想。但他同样深知，“伟大的进步总会加剧不平等现象”。

　　他觉得自己需要做些什么。1994年，在父亲的建议下，比尔·盖茨拿出9400万美元建立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威廉·盖茨基金会，主要致力于改善全球卫生和太平洋（601099）西北部发展；1997年，出于缩小“信息鸿沟”的目的，他又建立了盖茨图书馆基金会，给美国和加拿大贫困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提供电脑、上网连接和培训；2000年，比尔将两个基金会进行合并，正式成立以夫妻二人名字命名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10年之后，这个基金会不仅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2009年底资产已经达到339亿美元，当年慈善捐款数额30亿美元），而且卓有成效地处理着“消除全球性的贫困、疾病控制”、“美国教育制度改革”等联合国都难以“操作”、美国政府不敢动刀、商业机构更无心插手的问题。

　　如同比尔·盖茨在大型计算机垄断市场的时代就已经预见到微机时代的到来，并紧紧抓住了软件这一产业链高端产品，他在慈善这项事业上的立足点同样“高屋建瓴”。比尔·盖茨明白，市场机制可以促进各个领域的创新，而创新不断给人类生活带来改变，但是自由运转的市场机制本质上是一个“为有钱人打工”的东西，因为穷人没有消费能力，无法形成市场。在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圆盘中，全球近10亿日支出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是被市场离心力不断边缘化甚至甩出去的那部分人。直接给这些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是一种解决办法，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样一个局面，而且很有可能演变成一个“无底洞”。

　　比尔·盖茨开出的药方是建立一个制度体系，让这个体系吸引创新者和企业参与，在让这些人赢利的同时，又让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经济益处的人群生存境遇得到改善。通过这种他称为“创意资本主义”的体系，改善原先的资源配置方式，最终改善全球的不平等现象。

　　因此，比尔和梅琳达给盖茨基金会的主要定位就是“投资于那些不被资助的创新项目”。敢于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科技领域的背景，同时整个基金会的规模和能力可以让他们立足长远，在探索新方式上下更大的赌注，承担政府和其他机构所不敢承担的风险。就像比尔的好朋友，也是盖茨基金会的联合受托人沃伦·巴菲特所建议的，“承担一些真正的难题”。

　　在基金会目前锁定的三大领域中，以艾滋病、疟疾、脊髓灰质炎、结核等致命感染性疾病预防、控制和消除为主的“全球健康”项目占据了基金会60%的投入，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对付这些疾病的新工具、新方法的创意研发。尤其是在控制疾病源头的疫苗上，盖茨基金会每年的投入都超过8亿美元。通过资助疫苗的研发，降低使用成本和价格，使得穷困地区的人有条件使用这些疫苗。为此，盖茨基金会在10年前就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疫苗生产商和研究机构在内的若干机构一起资助成立了“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GAVI）”，目前该机构已经帮助两种新疫苗（针对乙肝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实现了广泛供应，同时还研发出这两种疫苗和以前的三重联合疫苗（防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相结合的一次免疫的五重联合疫苗。过去10年，盖茨基金会已经为疫苗生产和开发捐献了45亿美元，新的计划是未来10年继续投入100亿美元在这一领域。

　　关于基金会究竟如何通过创新体系实现追逐赢利的企业和没有消费能力的弱势群体的共赢，盖茨基金会驻华总代表叶雷给出了一个例子。他告诉《商务周刊》，从2006年开始，盖茨基金会通过西雅图的一个疫苗发展组织PATH资助中国医药（600056）集团总公司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改良这里研发的一种优良的乙型脑炎疫苗和生产线，使其达到国际标准，以开拓海外市场。合作协议中，盖茨基金会和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约定疫苗实行不同市场的“分级定价”，在海外以0.25美金一个剂量的低廉价格（依然有赢利空间）出售。目前乙脑在东南亚地区还是很严重的流行病，这样物美价廉的产品推出后，，国际订单很快就来了。因为出口前景良好，这个合作项目已经被国家发改委确认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也有望在明年成为中国第一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国际疫苗供应商。这个成功案例给了基金会很大的信心，他们正在酝酿更多新的计划，借助中国疫苗工业的研发、生产能力和他们进入国际市场的意愿，造福非洲等生存境况仍然十分恶劣的地区的人们。

　　商业机构并不是他们“笼络”的唯一对象，政府机构和草根NGO、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等都是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在对付艾滋病这种更加复杂的疾病问题上，各机构间的通力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盖茨基金会就在其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2007年，盖茨基金会在中国设立海外第一家代表处，第一个项目就是与中国卫生部和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合作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计划在5年时间投入5000万美元，用于减缓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叶雷就是这个时候加入盖茨基金会，此前他先后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工作20多年。2003—2007年担任CDC全球艾滋病项目驻华首席代表期间，叶雷在中国艾滋病防治策略和社区管理的探索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设计盖茨基金会的艾滋病项目时，他们选择直接切入最核心、也是最难解决的高危人群检测与关怀。

　　在中国，艾滋病感染率相对较低，但是检测率更低，很多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是病毒携带者，这跟西方国家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已经被发现的情况很不同。叶雷和同事们正尝试建立一种机制，使得中国政府能和民间组织合作，建立起可行的艾滋病检测系统。由盖茨基金会出资，在14个城市开展试点，赞助NGO组织深入艾滋病患者集中的社区（同性恋酒吧、洗浴中心等），动员高危人群（尤其占新增患者半数以上的男男同性恋患者）接受国家各级疾控中心提供的免费监测，并鼓励被检出的感染者与NGO组织建立联系。截止2009年底，中国已经有超过11万人参加了这项检测，与此同时，民间的艾滋病组织也从最初的几十家增长到400多家。盖茨基金会还期待通过这些探索，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府传统的工作模式，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与民间草根组织展开合作。

　　在另外两大领域，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饥饿与贫困和美国发展教育项目，盖茨基金会同样不乏勇气和创新意识。他们赞助农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比如抗病耐寒和高产量的农作物品种。迄今为止，盖茨基金会已经为此投入15亿美元。今年他们又推出了帮助非洲农民种植优质咖啡和打入发达国家市场的计划。2008年，盖茨基金会还在全球启动了“探索大挑战”项目，有主题的征集可以解决人类健康与发展问题的大胆创意，对甄选出的创新项目进行资助。今年8月份开始的第六轮申请锁定了五大主题：突破传统的艾滋病治疗方法、开创新一代的污物处理科技、根除脊髓灰质炎、健康领域手机的低成本应用、改善母婴健康的新科技。

　　因为盖茨基金会选择的多是一些立足长远的项目，叶雷坦言，基金会短期拿不出太多可以量化的成果，也不排除很多进行中的探索有失败可能。与此同时，基金会比较“前卫”的做法也引起外界一些质疑，有人认为盖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的某些做法恰恰在一些领域（他们所资助的NGO组织和研究机构等）造成了新的“贫富分化”，盖茨基金会在美国开展的一些教育改革方面的尝试也遭遇了很多阻力。但叶雷表示，这是盖茨基金会选择“探索一些比较难走的路”的代价，如果这些探索能够取得成功，就可以带动更多力量参与。“这些事情必须有人来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