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先生”傅高义去世，曾花十年写作《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图）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王寅 朱又可 曹颖
责任编辑 |袁蕾 朱晓佳 邢人俨
当地时间12月20日晚，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国著名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Ezra F. Vogel）去世，享年90岁。傅高义教授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称号，两次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自1960年代至今，他关于日本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等书，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先行一步》《邓小平时代》等书，使他被公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
傅高义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69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城市社会主义改造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这本书。那时他无法进入中国，在香港做研究，看了1949年后完整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傅高义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73年，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之前，他参加了美中关系委员会，和费正清一道为基辛格出谋划策。1980年他第二次到广东，1987年又在广东走访7个月，于1989年写成关于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2000年7月，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之后，花了十年时间写作《邓小平时代》。为写这部重要著作，他接触了大量中国政治高层人物。“我运气好。因为哈佛大学也有很多机会跟很多中国人见面。我在广东认识了一个好朋友、我参加的一个国际组织，都有帮助。邓小平的女儿、陈云的女儿我也见过。有人问我见了这么多人，用的什么办法？我的回答很简单，我拉关系见人，所以朋友的朋友给我介绍更多的人。”2017年5月，时隔半个世纪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傅高义写于1963年的旧作《日本新中产阶级》。“近年来，许多中国家庭已经步入中产的生活方式。”傅高义猜测这本书被重提的原因。傅高义希望中国读者通过这本书更加了解日本。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傅高义原本的写作计划并非《中国和日本：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注：以下简称《中国和日本》），但因中日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提前安排上了日程。傅高义对甘琦说：“我准备先写一本中国和日本的书。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负有某种责任，，我应该说话。虽然可能起不到多大作用，但我还是要做。”傅高义生前曾多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以下为几次专访内容的摘编，比较集中体现了他中国研究的心路历程和对著作涉及问题的思考，特刊于此，以示纪念：
南方周末：你早期很多著作都跟广东有关，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傅高义：是因为关于广州的材料多。我从1961年开始写中国的事，前两年在哈佛看书，第三年我来到香港。当时研究中国社会，去香港的比较多，同时也有一批人去了台湾，但是依我看，台湾有偏见。我想深入地了解一个地方，最好的材料当然是广东。当时有一批人是从香港到广东，又从广东回到香港的。还有一批难民，本来在广东，后来到了香港。香港了解广东的人比较多，所以我想研究广东。南方周末：你第一本书的很多研究资料来自《南方日报》，这些资料对你的帮助大吗？傅高义：非常大。从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南方日报》每天都有。政策每天都有改变，很容易理解政府发表的是什么意见，那时的考虑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找了一个原来在广东的小干部当我的助手，那人本来在香港高中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主义运动，解放初期去了广东。所以他解放后十年都在广东那边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后，他从广东回了香港。在我见过的人里，他算是比较客观的，也有好奇心。我们坐在一起读《南方日报》，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看着报纸说：哎呀，这个我记得，那个某某事件，现在我才了解了。看到某某的文章，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就跟我解释为什么一个干部会写那个文章。《南方日报》是傅高义解说广东和中国的重要信息来源。图为1992年3月31日《南方日报》头版，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入选高中语文课本。（南方报业 供图）
南方周末：你当年对广东地区做的这些研究和写作，对于后来写邓小平这本书是不是有帮助？傅高义：我想理解共产党基本的体制，那个小干部帮我了解了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组织部门工作的基本系统，我还可以了解基层的人是怎么回事。但1980年代我有更好的机会。那是我的第二本书。哈佛在马萨诸塞州，我和州长很熟悉，马萨诸塞州跟广东是姐妹关系，广东的领导人过来考察，我陪他们参观，我和他们的关系不错，所以他们邀请我来广东做一些研究，写一本关于广东改革开放情况的书。我当时在经济委员会，可以有机会去看全省的情况，也可以到县经委主任那里了解县的情况，看了很多东西。后来写邓小平这本书，邓的很多活动发生在广东，而我在1980年代已经很详细地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写邓小平要考虑到中央的活动，但地方上面临着什么问题，地方跟中央是什么关系，我都有很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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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你很善于抓住邓小平的一些细节，比如，你发现中国领导人和外国客人在一起的时候，一般是看前面的，但他会转过头。傅高义：他很直率。很多外国人见到他，他们都说他特别直率。即使他说了比较尖锐的话，对方也会觉得可以跟他谈得来，可以跟他交换看法，而不是恨他。虽然看法完全不一致，但他是可以相信的。南方周末：你写到邓小平跟基辛格谈判时非常强势，却并没有超出外交礼仪的范畴。傅高义：当然，但基辛格1974年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他说这个人还是个学徒的样子。基辛格最喜欢的是周恩来。我想邓小平不会说、不会用外交辞令，但周恩来能用，基辛格能用。基辛格跟周恩来两人的关系很不错。后来基辛格也佩服邓小平，但跟周恩来比较，周恩来能说很客气的、软的问题，邓小平不会，他会直截了当地说。他很清楚他在跟你讲什么。傅高义：我并不是说他做得很好，但读者应该理解他考虑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作家的责任。南方周末：你觉得现在还是邓小平时代吗？还是后邓小平时代？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的影响现在还是很大，中国现在强了，很多人已经富起来，应该多帮助还没富起来的人。邓小平走的路，他们继续走，只是情况不一样了。南方周末：可不可以这样说，邓小平这样一个人物只能在中国出现？傅高义：现在日本的社会比较稳定，毕竟有基础。所以我想现在不会有邓小平那种人了，但是明治维新初期，有几个人性格与邓比较相同，我认为他们的作用也比较相同的。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采不采访邓小平本人不重要，采访他的子女、他周围的人反而更重要，为什么？傅高义：我认识一个已经去世的日本作家，他的书写了一个领导人，但是他故意没有跟那个人讲话。围绕着很多方面，就写了一本书。他后来见到那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说，你非常了解我了，想不到你会这样做。这是一个方法，要是你围绕一个人，非常了解他做的事，基本也可以达到目的。南方周末：你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使用之前别人写政治家的书，作为榜样或者蓝本？傅高义：没有。我本来是学社会学，我的一个教授告诉我们，全社会的各个情况你应该都了解，对每个人要了解他的性格，也要了解全社会的情况，包括政策。写人的书，我看了一些，比方说写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我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的确看了很多人写某某人的书，比较好的也有。但他们本来是学政治学的，我本来是学社会学的，希望了解全社会的情况。所以那些书的作者，没有跟我的背景是完全一致的。2017年5月，时隔半个世纪，傅高义旧作《日本新中产阶级》在中国出版。傅高义认为，这是因为“许多中国家庭已经步入中产的生活方式”。（资料图/图）
南方周末：《日本新中产阶级》出版五十多年了，为什么在中国2017年才翻译出版？傅高义：那本是1963年写的。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去了日本。观察他们的家庭，我发现当时的中产阶级有两种：一种是小商人，有资历的；另一种是在大公司工作，当时日本的公司正在变大。1949年以后，中国的行政机构工作人员，还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收入是稳定的，也有保险、医疗。日本的大公司也是这样的制度。当时新中产阶级的意思，是指丈夫在大公司工作，生活比较安定，妇女就在家专门培养小孩，为孩子考最好的学校而忙碌。那本书就是描述在那样一种组织形式之下的家庭制度。我觉得奇怪，那是五十四年前写的书，为什么现在中国需要看这本书？可能中国人觉得，的确，日本人的生活比较安定、比较清洁。可能有少数人会觉得，应该多了解日本人的做法。我猜测，现在有一批人对“二战”感兴趣。一些好奇的中国人，会觉得应该多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但如果是日本人讲，中国人不会相信。一个美国人写日本，他们会觉得更可靠。南方周末：你的《日本第一》1979年出来，后来在中国再版了一次。《日本第一》指的是日本模式在许多方面的成功。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你觉得当时所说的那些日本优势还在吗？傅高义：我当时没有说日本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我说的是它的社会组织做得非常好，直到现在，我还是相信他们做得不错。比如教育，日本年轻人的普通教育水平很高。又比如健康状况，日本是长寿国家，那表示他们的医疗制度也做得不错。还有，他们的犯罪率是最低的。中国人去日本旅游，2016年好像有600万人。他们在日本发现，那里很清洁，很有秩序。中国的很多孩子在美国念书，但日本人却希望留在日本。傅高义：任何社会都会有很多改变。日本的做法，在经历了经济危机以后改变了。比方说，女人慢慢地可以在公司工作。结婚的年龄也比以前大得多。大概50年前，女人21、22岁左右结婚的比较多，现在是28、29岁，不结婚的女人也多了一些。相应地，家庭妇女也减少了很多。南方周末：你说日本第一，和特朗普说的美国第一，这有什么区别？傅高义：我说的日本第一，是指日本在很多方面做得非常好。而特朗普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是最强的国家，我的工作是为美国而做，不是为了别的国家而做。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写《日本第一》，也是为了美国能够更好，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但是我的意思跟特朗普的意思不一样。“他在全世界都有朋友，非常谦虚，又很长情。”甘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1950、1960年代在日本做社会学研究时访问过的那些家庭，他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上一代去世了，跟下一代仍然保持联系。这也是他获取人和社会的真实信息的重要方法之一。”交朋友是傅高义独特的工作方式。“我认为老朋友可以谈真话。要是你见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背景，他不一定很快会跟你聊实际的情况，但是变成朋友，了解他的背景、看法，慢慢地，自己的确能看清了。”在写《中国和日本》时，傅高义也依赖了很多朋友。日本朋友告诉他，他们怎么看中国；中国朋友告诉他，他们怎么看日本。2019年7月，《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直指美国对华政策存在的问题，傅高义是执笔人之一。采访中，傅高义主动提及这封信：“全世界的法律也好，全世界的组织也好，为了避免冲突，应该更加积极。我认为现在全世界关系太复杂了，不能分开，是互相理解、互相合作的。”《中国和日本》中，傅高义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把自己看成中日两国共同的朋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向以对两国都抱同情态度的旁观者的身份研究两国历史，我希望这两个国家都能成功。因此，在本书中，我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日关系史提供一个客观的解读，以改善两国关系。我要做的就是实事求是，绝不歪曲历史、在中日之间拉偏架，也不偏向我自己的国家——美国。”“和他工作，你会感到如果一个学者真正地关心人，关心人类，关心世界，他就能够为人类、为世界帮上忙。人类始终是需要思想的，顺利、乐观、自我膨胀的时候可能不觉得需要，但是陷入困难，学者和思想就变得特别重要。”甘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哈佛“中国先生”傅高义去世，曾花十年写作《邓小平时代》]()
文章综合整理自：
《傅高义：我是旁观者，我喜欢中国，也喜欢日本》2017
《“他想要影响公众，影响制定政策的人” 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傅高义》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