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你为什么不读书？ ——公益视角下的儿童阅读观察
2021 年 12 月 28 日 10:01 琼海之窗
教室最后面的小男孩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喊道，“读啥书啊？”说罢，台下一阵哄笑。“你看那谁谁谁（指某主播），他小学毕业的，现在一场直播赚好几十万。”“读书无用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了新的“支撑”。
家里不买书，附近不卖书，学校发的都是教科书。在乡村，私有阅读空间的建设几无可能，如何拓建公共阅读空间成了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核心举措。
只解决“什么书能看”，远远无法达到目的。对于面向学生尤其是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而言，更重要的是解决“什么书孩子爱看”的问题。
“他们也不读书啊，哪有空读书啊。”靳元在河南某学校国际部教书，因为刚毕业比较年轻，他同学生私下关系比较好，对他们很了解。靳元用“网感”很强的话语反问道，“快手不香吗？王者不香吗？抖音不香吗？”但语气里充满了无奈。在这所学校里，阅读室、阅读课、阅读老师一应俱全，就读的学生大多家境殷实，能够提供充分的阅读支持，“但问题不在于这些，他们真的不读书，”靳元说，“他们与我们不同了，甚至连社交App都不一样了。”靳元说，孩子们觉得微信、QQ太老套，反倒用短视频App作为沟通的方式。与此截然不同又隐隐相似的是，距离仅20分钟车程的城中村打工子弟学校，政府和社会捐赠的阅读室光鲜亮丽，各类电教化设备一应俱全。但图书束之高阁，阅读室沦为摆设。再向外开足1个小时车程的农村，即将要撤点并校的村小，仅剩的十几个孩子和老师守着翻新没几年的教室。挂着图书室牌子的空屋子里，只有一块黑板和一堆散落的桌椅。儿童阅读推广所面对的问题错综复杂，为何读？读什么？怎么读？对过往的反思势在必行，对未来的探索不断前进，一场阅读实验正在进行。“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这是导演关正文在“阳光关爱·i读计划”课堂上的提问。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说出自己的答案。这堂课发生在海南屯昌县的一所村小里。而在数千公里外的河北省阜平县山区，相同问题所得到的回答截然不同。面对轮岗到村小的老师王丹，讲台下坐着的十几名同学鸦雀无声，教室最后面的小男孩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喊道，“读啥书啊？”说罢，台下一阵哄笑。王丹对这群即将升入初中的小学生感到陌生，这与她小的时候完全不同。她说，这种不同是深植在骨子里的。“他们觉得自己有很多机会，但我又觉得他们的机会并不多。”王丹在一次班会上问“梦想”时，孩子们回答的多数是“电竞选手、主播、有钱人、大明星……”对于这些，王丹有些诧异，仔细想想又觉得可以理解。这种矛盾基于王丹在这所村小及家乡的认知，“他们基本上都刷短视频，也都能弄到手机。”王丹认为，乡村孩子如今能获取到的网络信息，几乎与城里孩子别无二致，“城市里火的BGM，这里也火。”在那堂班会课上，王丹被那位小男孩呛了一句，“你看那谁谁谁（指某主播），他小学毕业的，现在一场直播赚好几十万。”“读书无用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了新的“支撑”，王丹不知该怎么驳回去，但视这种情况为洪水猛兽。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20年5月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城镇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9%，农村未成年人达到90.3%。基于数据的直观感受是：在乡村，获取一部手机的难度越来越小，玩手机的门槛越来越低，家长的管制态度越来越弱。相比于王丹眼中的“洪水猛兽”，在长春市某区教师进修学院工作的姜怡则将手机应用视为双刃剑。“我小的时候，课外认知大都来自收音机。”姜怡说，“互联网的出现将信息门槛放低，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到，孩子们能获得内容越来越多。”不过，姜怡也对“过度游戏”“碎片阅读”和“视力伤害”三件事情表示担忧，其中最为关注的便是“碎片化阅读”。“碎片阅读是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快感，现在孩子不爱读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爱长篇幅阅读。”姜怡在一线教了二十六年的语文课，“这样的危害很大，习惯碎片阅读的孩子很难形成系统的思维架构。”另一种“读书无用论”则来自家长。靳元把原因归结到认知上，认为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一部分家长的“读书无用”，“我说的不是课本，”是指读书这件事情，“家长们话说得最多的就是，‘看这个干啥，考试又不考’。”这些无用的论调在内生层面抑制了孩子阅读的兴趣。勉强逃过这种无用论的孩子，还要受困于阅读本身的一些要求。王丹说，“我几乎没有看到他们会带什么书到学校，课本和漫画除外。”书少，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不买，但更重要的是买不到。“买书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在这些家庭的开支之中，”王丹说，“乡镇根本就没有书店，孩子们网购又不会买书。”这种情况在大部分县市的民营书店可见一斑，往往教辅类图书占比最高，有的书店甚至直接开到小学边上，只卖教辅、文具和玩具。家里不买书，附近不卖书，学校发的都是教科书。在乡村，私有阅读空间的建设几无可能，如何拓建公共阅读空间成了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核心举措。在公共阅读空间的初探索里，图书角是最经济实惠，也是最可能实现的方式。不过难管理、没实效、缺书源等问题也频频发生，志愿者老徐在支教过程特别关注学校的图书角，据他观察，校园已有的图书角在质量及数量上并非都能达标，许多书甚至没有被翻阅的痕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合适的阅读空间被迫切需要，阅读室应运而生。2020年，南方周末公益研究团队就儿童阅读室问题，先后赴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湖北、甘肃、青海、四川、河北等地调研，并与广东、江西、江苏等地学校教职员工以电话访谈的形式进行远程调研，涉及学校六十余所，涵盖高中、初中、小学及学前各阶段。调研结果显示，其中90.1%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超80%的学校拥有独立的图书阅览室，各小学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健全。但不可忽视的是，其中过半数阅读室没有按照年级进行明确的图书分类，能够定期在其中进行阅读活动的少之又少。“利用率很低，”志愿者感触很直观，“客观上有一部分学校情况如此。”而王丹所在的学校的阅读室干脆上锁。“我们学校的阅读室窗明几净。”王丹打趣地解释图书室只有两个时间开门，一个是上级领导检查，另一个是东西没地方放了，“不过后者几乎没可能，学生走得差不多了。”城市的情况与乡村截然不同，“在哪读书”几乎不成问题。负责区域内老师培训的姜怡对此认识非常深刻，“我前一阵子去一个市里的小学调研，阅读室非常完善，书很多，不同年级有不同的阅读空间，内容也非常丰富。”靳元所在的国际部则要特殊一点，高昂的学费和基础设施能力成正比。“华丽”的图书室近乎重点高校图书馆的一角，现代化的设备、专职的图书管理员、明确的空间区分一应俱全，并且对学生“彻底”开放。“我们专门设置阅读日和阅读课，周末也向学生们开放，”靳元对此颇为骄傲，“我在教学中也会结合图书进行深入挖掘，课后会要求学生前去阅读。”对于靳元来说，日常所需要的图书基本可在学校图书室找到。不过他也有担忧，“这些书功利性比较大，大都与我们学校实际教学有关。”他自嘲道，“课外书都与课内有关。”这种情况尚且可理解，更需关注的问题是书不对“板”，且其往往发生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学校。多次参与支教活动的闫东曾在一所村小的图书室里看到名为《会计电算化》的高校教材，其他的书还有《大学英语》《如何处理两性关系》《独霸天下》……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公益类型相关阅读室的图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相关部门采购，另一方面是社会捐赠。前者一般比较有保障，保证基本的儿童阅览需求。但问题是，这些图书一经采购便“端起铁饭碗”，无法有效地做到针对学校精准投放、针对年级精准调配。而社会捐赠则面临着图书“供求关系不相称”，一次性的捐助后往往没有后续跟进。当然，只解决“什么书能看”，远远无法达到目的。对于面向学生尤其是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而言，更重要的是解决“什么书孩子爱看”的问题。“不要什么书都像课本一样，”靳元对所在学校图书室的情况也有一定程度的质疑，“我就觉得漫画中国史这类的图书很好看，，形式新颖，内容活泼，还符合年轻人的语言体系。”除了风格上的年轻化，对于“阅读什么”这个话题，最优的解答似乎是“多元”二字，浩如烟海的书籍背后蕴含着无穷力量。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家罗会仟的角度来看，儿时从堂兄家藏书里翻出的那套《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是他的“一元”。这套“意外之喜”让他如获至宝，佐着《新华字典》，他把这本书从小学翻到高中。对于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而言，小时候读过并深受影响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是他的“一元”。或许正是从这个历险开始，他有了《颜色的名字》，到达《纸现场》，讲起《河边的日子》。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在1994年第二次征战高考，终于如愿考进南京大学天文系，并接触到了彼时刚出版不久的《第一推动丛书》。二十余年过去，他特别撰文，将这系列书籍称为自己的科学启蒙之书。无论是科学家、作家、画家，还是主持人、演员、医生，无数个来自社会的“元”汇集，从不同角度释放阅读的魅力。答案是经验。是过来人的阅读心得，更有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行进多年后的真切体会。两者相融，才让关于如何阅读的探讨有了更深意义。李敬泽、罗会仟、苟利军的“经验分享”，便发生在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东风日产、南方周末联合发起的“阳光关爱·i读计划”现场。与他们一道走进乡村小学的，还有奥运冠军邓亚萍，演员娄艺潇、李光洁，主持人张腾岳、李艾，导演关正文、科幻作家韩松，绘本作家熊亮，学者张秋，援鄂医生代表邓医宇等来自各领域的“领读大使”。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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