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学生“逃离”双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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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互联网指北（ID：hlwzhibei）
作者｜指北BB组大浅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双选会”存在的意义非常微妙。

一方面，它似乎是解决就业这件事上“最后的好机会”：企业接受“校招”的设定主动放宽职位的准入要求、校园动用“社会地位”置换了定制化的职位需求、竞争在“校园”的环境里实现了集体“降维”，让求职者有机会用纯粹的“学生干部”、“社团经历”进行角逐。

——或者再描述地直白点：这或许是毕业生们在“社招阶段”以前，最后一次允许存在“简历短板”的机会。

但在不少应届毕业生的潜意识里，“双选会”往往会和“失败”划等号：如果志在大企业大品牌，它会被“宣讲会”代替；如果志在新经济行业，灵活的“网招”显然又比它更容易解决实际需求。

——如果再考虑到毕业生们的“升学”、“创业”需求，以及新媒体时代下发达的信息交流方式，一旦选择了参与“双选会”几乎无异于向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

我是一个大学混了四年日子的“loser”。

出路与退路

“二本学生”是今年媒体语境里最火的关键词之一，人们不断地对这个群体进行剖析，认为其群体画像最适合用来表现这个时代的“全部恶意”。

比如有人将他们与“打工人”和“内卷”这两个热门标签联系在了一起，通过2020年我国应届毕业生人数874万、高考能考上“211”的学生约占总考生数的5%、能考上“985”的考生约占2%等数据，计算出“二本学生”是“打工人”事实上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被“内卷”最严重的人：因为他们获得的只是“时代潮流”的“参赛机会”而不是“领跑机会”。

只能追着跑，有时候是比“不能跑”更不幸的事。

也有人从“二本学生”的身上看到了“学历焦虑”。认为在“考研扩招”和“鼓励职业教育”的双重趋势下，“本科”学历正在变得尴尬：它似乎可以代表个人能力，又似乎不能代表个人能力；它似乎意味着竞争胜利，似乎也意味着竞争失败。

总之按照舆论在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给他们安放的“精准画像”，二本学生理应是最需要“双选会”帮助的一群人：他们的确拥有能力，但就像很俗的那句“垃圾就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他们需要借助外部的推力来完成重新定位。

毕竟解决方案，远比缥缈的共情焦虑更加重要，而“双选会”显然是标准意义上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这也是“双选会”这种上古求职方式之所以没有在互联网时代被淘汰，仍然在网络招聘蓬勃发展的今天依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的最重要原因，没有之一。从设定上看，双选会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系列“出路与退路”。

以参会企业为例。对于企业而言，通过校园招聘来搭建“人才培养体系”实际上是性价比颇高的选择：应届毕业生一方面具有极高的可塑性，能够定制化地针对于企业需求来培养技能点；另一方面也有效规避了许多“社招”带来的潜在成本，例如简历包装带来的能力判断、工作习惯的磨合过程、培养企业认同等等。

“双选会”的存在则无差别地分发着这样的机会：如果你暂时还没有独立举办宣讲会、专场招聘会的体量，那么就用“拼团”的形式一起迈过“校招”的准入门槛——否则考虑到校招群体的特殊性（比如考虑到应届毕业生缺乏社会经验），出于高校特殊社会职能，校招只能成为大中型企业“奢侈的特权”。

（“介绍信”这个富有时代意味的名词，仍然常见于“双选会”）

学生层面，“双选会”也很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知乎上人们将“双选会”称为“母校最后的良心”，有人则上升了一个高度，认为“双选会”为“学生身份红利”提供了最后的展示舞台。

尤其是后者，人们相信企业之所以愿意进入“校招”场景，设置明显区别于“社招标准”的准入门槛，除了对赌应届毕业生们的“成长空间外”，实际上更多是因为“学校”本身可量化的社会属性，一定程度上替企业进行了人才的预筛，兜底了人才准入的下限。

许多应届毕业生的简历内容往往在这样的背书基础上才获得了“相对价值”，包括双选会简历中最高频填写的“社团活动”、“学生干部”等“明显脱节于职场的经历”有机会被用人单位纳入考评标准里，本质上也正是来自于“学校”对招聘场景的强势介入——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双选会”根本性地解决了原有校园招聘场景中不可调和的一个痛点：

企业承认学校能够提供给学生一个预备性的职场环境，从而愿意赋予“校园活动”以“职场意义”。

以至于在部分高校，“参与双选会”这件事甚至能成为强制性的“课程之一”，由辅导员进行督导、设置明确的奖惩制度，比如将是否参与与绩点挂钩，或者缺席会遭遇“全院通报批评”。

（我收到过一份将“文明寝室”列为获奖记录的简历）

但许欢从来没有对双选会抱有过希望。

她就读于成都某综合性二本院校，学校在今年11月结束了秋招，算上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开始增设的线上会场，双选会已经接近十场，辅导员会在专业群里提前通知时间、地点、参与企业等关键信息，并且通过班委保证了每名同学都拥有“就业宝”账号（也就是提供线上双选会技术支持的平台），可据她所知没有任何一名同学是通过“双选会”拿到的“三方协议”。

“很多人大三下学期就开始找实习了，除非你准备考公考研。”许欢说，“留在学校里（找工作）也不是没有机会，但那些都是属于（特定）人才的。”

许欢指的是企业专场招聘会。在她的记忆里，能来她们学校举办专场招聘会或者宣讲会的企业虽然有，但通常只针对特定专业的学生，比如气象专业——她们学校是四川省内唯一个有气象专业的学校，因此每年都会有省市气象部门、农林部门等优质单位举办专场——这对于她所就读的商科专业来说帮助为零。

于是潜意识里许欢把“双选会”定位成了漏斗：参与双选会的学生，一定是层层被筛选后没人要的；参与双选会的企业，一定是能力要求不高的，“两两相加，你觉得双选会能是一条什么路？”

小鱼对“双选会”的情感则更加悲观，因为她听说以前是可以跨校参加双选会的，只要准备好简历，用人单位们实际上来者不拒。但今年由于疫情影响，所有高校都进行了严格的出入校管控，校与校之间根本做不到“互相串门”，而这让她感到绝望：

“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二本’里了。”

期待与落差

在小鱼看来，最让她对“二本”标签感觉绝望不是参与双选会的“招聘企业”，而是“招聘企业”们在双选会上设置的“招聘职位”。

“招聘最多的销售。”小鱼认为这充满了“马太效应”的意味，因为她在大一的时候曾经串门前往川大“混双选会”，然后又回到学校和大一时期的班助（班主任助理，通常由大三学生担任）学姐一起参加过本校的双选会，对比之下他发现：

不是说双选会上就没有了好的企业和好的岗位，而是那些度过了创业期，并且处在增长阶段的规模以上企业，有助于业务发展的核心职位，往往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情况下，天然地更青睐985、211等双一流院校，其次才是普通一本类院校，最后才是二本类院校。

也就是说，所以说，在整个招聘过程中，二本院校其实已经属于最底层的招聘选择，更何况在二本院校中，双选会又是整个校园招聘中最后的场景。

“然后我们还不能串门，连‘脸皮厚’的机会都没有，谁还来参与这个（双选会）呢。”

“那些写明了（招聘销售）的还好，最怕的是以其他名义招聘，像什么储备干部、管培生之类的。”提起销售，友贤则显得有些气愤。

校招时，友贤就曾和两个朋友一起去了一家新零售企业。据友贤所说，当初面试时，无论是招聘简章还是HR，说的都是招管培生。并且当时HR还强调，公司有专门的晋升渠道，培养的是管理岗位的人才。

“面试通过我们都挺兴奋的，想着即使吃点苦也要好好干。但后来真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所谓的管培生其实就是另外一种销售。”

友贤说，他们入职之后就被划分到一个临时的组里，而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几个“社招来的专科生”。

“我们每天会被外派到各个门店去做销售工作，美名其曰深入一线进行轮岗。搬货、拉横幅、发传单、摆陈列、数SKU，基本上什么都做。”

“没什么意义。实习期没过，我和两个朋友就都离职了。”回忆起那段工作经历，友贤说道。

当然除了感觉工作没有意义，和社招的专科生一起工作也是友贤离职的原因之一。在友贤看来，虽然他的学校也不是多好，但多少高考也考了点分，现在和专科生一起，还是社招的，心理多少感觉有些不值得。

（友贤发在朋友圈里的工作照片）

小鱼思考过为什么“双选会”在她们这样“不算差”的二本生里集体形象崩塌的原因，最后归结为“综合类院校”这个定位，认为“说好听点是各方面全面发展，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没有特点，哪方面都不拔尖。”

她举了一个反例，“我朋友他们在轻化工大学，虽然也是二本类，但因为专业突出，也有很多很好的企业来招聘，并且专业大多也对口。”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相关的企业居然是二本双选会上的少数，双选会上大多都是制造业、房地产这样的实体企业——这似乎与之前大多数人对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判断大相径庭——就算有，比如盒马鲜生和字节跳动倒是去过小鱼的学校，但盒马招的是门店管培生和渠道运营，字节招的是巨量引擎的销售。

换句话说，传闻中“英雄不问出处”的互联网企业，在二本学校需求的，也仅仅是可替代性非常高的“互联网民工”。

“并不是非要进大公司，我学的是设计，像我们专业其实有很多在MCN机构和新媒体公司上班，但这种企业在双选会里却基本没有。”

我后来通过学校官网，查阅了一下小鱼学校双选会的参会企业名单，也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除了互联网企业的稀少，食品、防盗门、物业之类的公司“不出意外地”很多。

不过小鱼告诉我，即使是食品、防盗门一类的传统企业，对于大学生来说，“工作环境也很不理想”、“很容易踩雷”。小鱼之前就有同学去过一家食品的公司。据她所说，她们在工厂里办公，而且因为是工厂，所以位置都很偏僻，周围也都是工厂，人烟稀少的时候每天上下班都很害怕。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这些，其实都还不足以打击应届生成为打工人的热情。毕竟真正让大家感到无法接受的，主要还是活儿多，钱少。

在成都，即使仅仅招聘“销售”这样的职能性岗位，参与双选会的校招企业绝大部分也会将薪资待遇定在5k-7k这个区间内，只不过在面试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区间一般都是取最低的那个，并且有着复杂的算法。

回忆起之前的实习，友贤说道：“一直都只有两千多，扣完社保再交完房租，基本上就没什么钱了。所以那段时间基本上是靠家里接济。“虽然家里没说什么，但是工作了还要向家里要钱，友贤总感觉不太好，而这其实也是他离职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由于实体企业偏多，所以在二本院校的校园招聘里，大部分岗位薪资水平偏低；上升空间狭窄，专业成长路径也不够清晰，再加上部分企业的工作环境也实在算不上友好。

与这种现实相反，在大学生活中，二本院校的学生对职场的期望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其实没什么两样。事实上，那些毕业就面试总裁副总裁的求职综艺；所有人都西装革履，出入5A级写字楼的职场剧；以及知乎上那些“年薪百万”故事是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职场的第一印象。

而即使有部分学生比较理性的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往往也会看到2019年成都市月平均薪资月7450.42元，深圳平均薪酬10276元这样的新闻，亦或者是腾讯员工平均月薪7.6万元这样的微博热搜。

但实际上，到2020年，我国各城市工资中位数中，深圳只有5199元，成都只有4600元，新一线城市的工资中位数都没有超过6000元。

（数据来源：36氪）

显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二本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来说，从怀揣着对职场的美好期望，到接受真实职场所带来的巨大落差会成为他们步入职场所面临的第一场考验。

而且这对于二本学校的招聘来说，其实还远没有结束，因为除了学生之外，招聘方其实也有许多要吐槽的地方。

罗岚是某中小企业的HR，做招聘时间长了，对刚毕业的候选人也就没有了太多的期望。

首先其实简历，绝大部分求职者的简历是很空泛的，无外乎上了什么专业课，做过一些发传单和火锅店服务员的兼职。而这些经历和他要应聘的岗位基本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