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案情首次披露：大搞家族式腐败

　　从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案件看，不少人在党的十八大乃至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充分说明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没有树立起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容易在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围猎中败下阵来，铸成大错。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我自己反思，理想信念是不能动摇的，初心不能忘记，这要警钟长鸣，这是我血的教训。

　　周江勇，党的十八大之后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温州市、杭州市多地担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从周江勇的案子来看，确实是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周江勇作为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担任一把手的时间比较长，慢慢地就被权力腐蚀了，绝大部分金额是在十八大以后收受的。

　　浙江是市场经济活跃地区，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搞“一家两制”的问题。周江勇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和弟弟周健勇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利用公权力为弟弟经商提供帮助。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却并不安于立德树人本职，内心羡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2006年，他就兼职办起了一家化工企业，起步地点就选在了周江勇当时担任一把手的宁波市象山县，原因不言自明。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想办公司，正因为有周江勇，他有这个权力，我就找了周江勇，其实从这一天开始，就注定我要跟他发生关系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弟弟要经商办企业，给他介绍一家企业去合作。就是因为我牵过那个线，然后就慢慢地……这是祸根啊。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当时他是象山县县委书记，找了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出资金、土地、设备，他弟弟就出所谓的技术。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这家民营企业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开办了宁波翔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谓“合作”其实只是幌子，很快翔润石化公司变成周健勇独立承包，但依然长期免费使用这家民营企业的土地、厂房和设备。通过免除租赁使用费的方式，多年来，这家民营企业向周江勇兄弟输送利益达七百多万元。与此对应，周江勇则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这个租金一直没付过，有这个关系在，也就让我用了。离开周江勇，他会吗？人家不会。

　　周健勇经商办企业，其实既没有资金基础，也没有技术优势，更没有经营才能，但他却有恃无恐，一心认为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强。他继而又和同乡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义开办了第二家企业：永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占股40%，实际上他应付的注册资金和增资款共计1400多万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这些老板之所以愿意出巨资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这个靠山。

　　周文勇（涉案商人）：周健勇来找我，希望我能够帮他付这笔款子，还给了我承诺，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周江勇也会帮忙的，这样找一个靠山，那我就答应周健勇了。

　　周江勇也的确不遗余力，为弟弟的关联企业充当靠山。他不仅在企业经营方面提供帮助，甚至干预司法，帮助永润公司在环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处罚。2014年，永润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违规将炼油后的废渣交给没有资质的企业“处理”，实际就是运到山东倾倒在了农田里。山东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头查到了永润公司，周江勇为了让弟弟的公司获得轻处理，于是利用职务影响力，抢夺案件管辖权，让宁波当地警方立案调查。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也是利用我的权力帮了他，本省来处理好一点，不采取刑事措施，能够采取行政罚款等等形式解决，最后能够把它大事化小，早点了结。

　　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给了各路商人顺理成章利用他围猎周江勇的机会。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史时红就是其中之一。

　　史时红（涉案商人）：周江勇那时候刚刚调到舟山当市长，年轻有为，我们也想通过周江勇，帮我们解决一些工程上的问题，他后续官可能更大，能帮我们承揽一些工程项目。周健勇经常也跟我们说说大话，感觉他哥哥前途无量。

　　史时红主动找关系结识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过哥哥帮史时红承揽工程，兄弟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再投入家族企业作为资本。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周江勇先后在涉及舟山、温州的多个项目中，按照周健勇传达的请托，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所送的钱财，总计金额达9000多万元。

　　史时红（涉案商人）：以借款形式借的，但是没有借条，对我们来说呢，反正这个钱当好处费都给他了。关键还是周江勇，我通过周健勇把这个钱给他们两兄弟，一个渠道而已。所以我其实是想给周江勇的，那周健勇能起什么作用？还不是周江勇在办事情。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他已经给我了9000多万，这个钱他也没叫我还过，实话讲，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想要还。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最终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没有我的权力，他（周健勇）什么都不是，没有我的牵线，他什么也干不了。

　　周江勇担任舟山市委书记已经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他却自认为能通过设置“防火墙”来规避监督。在收受史时红贿赂的过程中，他本人和史时红从不接触，都是通过弟弟作为桥梁。史时红的公司也不是直接拿项目，而是先和周健勇找到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承诺帮他们找周江勇拿项目，事成后将部分工程交给史时红的公司做。周江勇为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拿工程，也显得名正言顺。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我弟弟来打的招呼，也是央企、国企，顺理成章的。这么多的国企、央企我都在见，见了以后，他再跟其它的企业去联系，从央企、国企那里去分包、转包项目。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觉得自己是有一个很好的幌子，是推动经济发展，是关心支持大企业，背地里他弟弟又在这里通过这种方式拿好处，所以他认为不容易暴露。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周健勇也希望搭上这班车。2017年，他在宁波和人合资创办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是一家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实核心资源还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权力。通过周江勇打招呼，优城联合与宁波地铁进行合作，第一笔业务就拿到了宁波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统筹权。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这是资源问题。技术不那么难，移动支付，就是外面买菜都已经能用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帮助批一批，这个是我打过招呼的，他之所以能拿到，就是因为我是领导干部。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移动支付业务的统筹权才是最关键的，至于兼容的技术方案，完全不是所谓的高新技术。如果没有他哥哥打招呼，他是绝对拿不到这个业务的，他也不会享有这个统筹权。

　　2017年2月，周江勇调任温州市委书记，2018年，周健勇通过他打招呼，优城联合获得了温州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部分项目；2019年周江勇调任杭州市委书记，2019年11月，优城联合公司又作为大股东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进一步拓展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周健勇也热衷于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是推销高新科技概念，实际是兜售周江勇的权力。一些企业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江勇则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从公司入股的角度上，股价肯定是高的。当时我心里也这样想，你们一定也知道我是周江勇的弟弟，所以我开的价可想而知，，你们利用我，我不反过来再利用你们？

　　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利益输送背后的实质是权力与资本的交易。领导干部用公权谋私利，自然让干部群众反感。巡视和信访渠道都陆续收到了一些关于周江勇弟弟经商问题的反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由此展开核查，在严肃的审查调查面前，只要存在权钱交易行为，不管如何掩盖，实际都难以遮蔽。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从我的这个案件来说，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

　　周江勇出身农家，在组织的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一步步成为副省级干部，本应珍惜难得的事业机遇、时代机遇，但遗憾的是，他却在职务提升过程中，渐渐任性用权，背离了初心。担任杭州市委书记期间，周江勇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这是一个能干事的时代，这是一座能干成事的城市。能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城市工作，是我们每个干部的无上光荣，也是对我们每个干部的重大考验。”而他自己，实际上却没能经受住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