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想念赵本山

我想先简单分析一下赵本山的艺术观。我觉得他的春晚小品可以分为三个大类，第一类是2008年的《火炬手》，还有1996年的《三鞭子》。这一类是弘扬正能量的。第二类，也算是一种正能量，不过更贴近于个体的情感，可以说是社会人正面的情感。《红高梁模特队》，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劳动的农民的自豪感；《相亲》，是人们对于家庭的渴望，要有互相爱慕，互相关怀，拥有亲密关系，还有生活上互相帮助；《钟点工》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孤独；《送水工》关注的子女对长辈的关怀和孝顺。

第三类，就是《卖拐》系列。那是2001年的小品。当时信息还没那么发达，我是开学之后才跟同学碰上面，开始密集地交流。我们见面，居然很快就聊起来这个小品，都在赞扬，夸奖，模仿。我当时就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也说不上来是什么，觉得这个小品很独特，很异样，好像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当时也没法随便地反复观看，只是电视里放了就看一遍。有一次突然体会出来了，我那种感觉是震惊，震惊在于什么呢，他塑造了一个坏人，一个骗子，并且让他得逞了。

这样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实是很少见的，在那个年代，大家比较习惯大团圆，正义战胜邪恶这些正面结局，在春晚上就更少见了。坏人再狡猾，也一定是被挫败的才对，所以当时就产生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大概就是说这个小品三观不正，纯粹为了追求娱乐性。现在大家见得多了，就很少人再这么说了。

在艺术观上面，赵本山是跟宋丹丹比较贴近的。宋丹丹之前与黄宏合作得很多，她第一次上大型晚会，跟赵本山同年，也是1990年。不过宋丹丹是元旦晚会，而赵本山是春晚。

后来两人又合作过几次春晚，可是逐渐的，两个人的创作观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黄宏总要追求立意，要给人与意义，鼓励。而宋丹丹是单纯地觉得，只要搞笑就行，她刻意要回避立意。终于到了1999年春晚之前，，两人协调不好，宋丹丹主动提出不合作了，就此就分手了。1999年春晚，黄宏和句号合作了《打气儿》，而宋丹丹和赵本山合作了《昨天，今天，明天》。

在这点上，我是认可宋丹丹的。晚会是一个全国人民可以凝聚共识的场所，可是它承担的有点太多了。特别是语言类节目。歌舞还好，你说刘德华唱一个《恭喜你发财》，这个弘扬什么了吗？没有嘛。纯粹就是吉利话嘛。后来大家觉得语言类节目越来越不好看了，主要就在这里，就是图一个乐子嘛。有点道理，有点升华，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每个节目都这个，肯定会疲劳。也得有一些能让我观赏度高的，语言上有贡献，有造诣的节目。

之后的几年，赵本山和宋丹丹搭档，合作了好几次。而黄宏和宋丹丹再没有合作过。顺便说一句这两人的关系。本来是黄宏把宋丹丹带上大舞台，可是宋丹丹提出分开之后，黄宏可能有点记仇了。几年对于宋丹丹都爱搭不理。宋丹丹本来也是有些歉意的，可是看到黄宏屡次这么冷漠，心里也由歉意改成了怨恨。两人好多次碰面，都是互相不理，跟仇人一样。

这两人这个结怎么解开的呢？我觉得黄宏处理得非常好，非常简单、直接，而且是很合适的。又是一年春晚，在后台，两人又狭路相逢。黄宏主动叫住了宋丹丹，神神秘秘的，说来来，我跟你说个事。宋丹丹就很冷淡。黄宏说你凑近点，特别重要的事。宋丹丹就觉得很别扭，勉强凑过去。黄宏照着宋丹丹脸上就亲了一口。

他们是合作了多年的亲密伙伴，是很好的朋友，也不是恋人，更不是夫妻。可是我觉得黄宏处理得非常好，一下就把双方后来产生的怨恨给了结了。从此两人虽然没有再合作，但又重新恢复了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这是宋丹丹的书《幸福深处》里记下来的。我看到这里觉得非常感动。

我再接着说赵本山啊。他的语言艺术不用说了吧，语言艺术的大师。有很多修辞手法，或者一些技巧。可是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我觉得最高明的，却是一些看上去没什么技巧的语言。《不差钱》里面的那句：有还是没有啊？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

这类语言，没有使用一些惯常的俗套，什么化用，套用，强行押韵，顺口溜，各种修辞手法都没有，可就是感觉非常高级。为什么呢？它就是纯靠情节，纯靠逻辑，能产生出这么强烈的效果。营造笑料的核心方法，就是所谓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不按常理出牌，这个大家在脱口秀类节目里，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其中有一些梗，用多了大家明白了背后的逻辑，就会觉得没那么好笑，比如大家经常说的“谐音梗扣钱”，就是因为知道你从“谐音”的角度去抖包袱，“非常理”变成了“常理”，就容易尴尬和冷场。而高级的手法，就是把所有设定、规则，明摆着都告诉你了，然后却玩出了你没想到花样，像一部精彩的悬疑电影那样，会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到充实和圆满。

具体到《不差钱》里，这种效果是怎么构建出来的呢？第一层是人物身份不对称，双方要有一个权力关系。像农民和公务员，学习跳舞的农民和舞蹈老师，想出名的演员和节目的负责人。第二层是要信息不对称，这样才能产生误会，产生错位。我们回看赵本山的小品，人物设定一般都是这样的，情节也是靠不对称来推动的。

最后我想还是说说《卖拐》系列，有意思，很搞笑。可是我觉得不单有意思，还有很有意义。这也是我近几年才体会出来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在前几期内容里说过：出题权的问题。有一种人，跑过来，不由分说地就出题。而对面的人，性子比较直，比较憨，做题做习惯了，有人出题我就做。还缺少自省的分辨能力，那自然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树上骑个猴，树上七个猴，出题者可以随意把问题扭曲，把信息污染，而做题者往往分辨不出来。

做题的人老实啊，最后通过反复努力，终于在《卖车》里抢答成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确认了自己“优秀做题家”的身份。

可是这做题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反省能力。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之后，做题者，小品里就是范伟，终于悟出了真相，就是不按照你的规则玩了。我可以陪你玩一会儿，甚至可以让你短时间地耍赖获胜，可是我不再认同你的判定了，我要把判定的锤子，拿在自己手里。最后，还要奖励给对方一些红包，还有春联。

可能赵本山并没有想我所想，这恰恰就是经典作品的魅力，就是脱离了那个时代，那个场景，在新的场景下，作品仍然可以被重新诠释。在艺术上，它可以有恒久的能量，在意义上，它拥有被持续解释的空间。

2008年《火炬手》，我觉得也是很精彩的一个作品。赵本山下台后就哭了，他觉得压力很大。事后他接受采访，完全忘了他下台之后那样哭过。他觉得他背负了太多那种“正能量”的东西，限制了创作，他更倾向于一种纯粹的娱乐。

可是我觉得，正是像《卖拐》系列这样纯粹的娱乐，这样一个寓言性质的东西，却拥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也迸发出了更高的亮度，拥有了更高的上限。它能让人们从很多具体的领域，去诠释出自己的版本。我想这个，就是赵本山的无可替代之处，也成为了我怀念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