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土匪，凶狠异常

从金匪到绺子

清末，东北是中国最纷乱的土地之一，大量流民的涌入打乱了原本在当地的社会结构，新的秩序也在旧秩序的消亡中快速建立。

同时，地处边陲的东北又经常受到外部势力的干预。日本、俄国和关内的力量在黑土地上角力，此消彼长，助推着新秩序的形成。

这一复杂的内外局势造成了近代东北的动荡，传统的官府和乡绅制度已经无法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每到这种时候，就会有地下的秩序在黑暗中滋生蔓延。绿林力量就在近代的东北脱颖而出，从小股的土匪、地方豪强到北洋军阀，无一不透露着浓厚的江湖气息。

最开始在东北出现的带有土匪属性的地方武装与当地丰富的矿藏有关，根据记录东北风俗民情的《鸡林旧闻录》载：“吉林匪患始于前清咸丰之季，见于章奏者，皆称‘金匪’。”可见最早对于东北土匪的称呼是“金匪”。

早期土匪被称为“金匪”，是因为东北早期的土匪或者游离于政府当局之外的地方武装，大多是出于利益诱惑私采金矿的民众。与电视剧《闯关东》类似，近代东北融入了大批河北山东的破产流民，东北的黄金矿藏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值得冒险的致命诱惑，几粒金砂就足以顶得上他们在关内世代耕种的几亩薄田。

开采金矿这样的暴利吸引的自然不只是流民，还有官府、白俄等等。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淘金者自发组织起来，私造、购买武器和组建自卫武装。

最著名的就是占据夹皮沟金矿数十年的韩边外祖孙 （韩效忠、韩登举）。从咸丰年间开始，韩氏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既采掘金矿，也开垦土地，此外还栽参养鹿、伐木捕鱼，经营地方工商业，在曾经的穷边荒漠中自成一套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实际上代行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就连晚清政府也奈何他们不得，最终改剿为抚，给了一个招安的名头。

当然，谁要是拥有这样庞大的地方武装，时间久了，就很难安于做合法的买卖。更何况是在那么纷乱的世道、那么匮乏的边疆。

比如三姓金匪唐殿荣，麾下聚集了三万之众，除了淘金打猎之外他们最主要的营生就是抢劫俄国人，却也算盗亦有道，从不对同胞下手。但匪帮队伍扩大之后，仅仅打劫俄国人已经很难满足匪帮的需求，他们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同时也把魔爪伸向了除俄国人以外更大的人群，失去了初心和早期积累的名望。

砸窑和绑票是传统手艺

对于这些有着反政府性质且为害乡里的匪帮，清政府也并没有采取姑息态度，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一度在东北大量练兵。数量众多的官军驻扎东北，对土匪起到了弹压、震慑的作用。但随着清政府国力日渐衰落，加上东北主权沦丧被日俄所渗透，土匪的势力慢慢壮大起来。

日俄战争爆发后，战争给当地中国军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家园被毁、田地荒芜，流民和溃散的兵卒成为这个本就不安定的社会中更加不稳定的因素。这一时期就是东北土匪形成的高发期，所谓“乱世英雄四方起，有枪便是草头王”。

作为社会上的特殊群体，他们需要某种信仰或文化来规范行为，实现其自身所谓的价值。这一时期东北的匪帮亚文化逐渐形成，他们的规矩、层级和自成一套的黑话体系逐渐明朗。

首先是一帮土匪组建起自己的团伙，这个过程被叫做“起局”。几个人一起走个流程，喝血酒、给祖师爷上香，一起发誓起义。他们拜祭的大多是关帝爷、洪帮五祖、十八罗汉，也有与东北少数民族信仰相关的山神、虎神、苍天以及东北五仙。

之后就是要分排座次，按“四梁八柱”的规矩做出职位安排。其中四梁为核心管理人员，一般为大当家、军师、账房和核心打手。八柱则为中下层，具体职位各地、各帮派不统一，大体上有：侦查、看管马匹、外部联络、文书、警卫、敲诈谈判、私刑刽子手等等。

这一时期的土匪更加艰难，矿藏和田地基本都在金匪、日俄和官兵的手里，他们根本就不敢招惹。乡下的大户和来往的商队，就变成了土匪们的摇钱树，主要赚钱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所谓“砸窑”，就是抢劫。“窑”代表大户人家，由负责侦查的土匪先期踩点，对要砸的“窑”进行评估，如果这家没有什么防护措施就被称为软窑；如果是高墙大院加碉堡组合，搭配上看家护院的枪手，那么就被称为硬窑。

前期一般这种抢劫不会造成伤亡，因为大户要么与某一支绺子关系密切，要么自己雇佣枪手，而枪手也有一定的江湖地位和自己的关系网络。都是在江湖上混的，谁也不愿意真的撕破脸结下仇怨。因此大多情况下土匪只抢财物，避免杀人，而保镖们也只射击马匹证明自己的实力，让对方知难而退。双方心照不宣，默默地遵循着潜在的游戏规则。

第二个手段就要残忍得多，就是绑票。土匪预先选定大户人家的男女作为目标，只需五六个人就能完成一次抢劫人质的行动，然后向主家讨要赎金。土匪不光有专门的谈判手段，还有惨绝人寰的折磨人质行为，八柱之一的“狠心柱”就是专门负责给人质上私刑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割下人质身上的一部分展示给家属看。

依靠这两种当地人心照不宣的手段，土匪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能赚一笔就是一笔，能活一天就是一天。

赚外汇、挣大钱

在长期残酷的殖民掠夺之下，也有很多做大的匪帮分子选择投靠日俄等侵略者。

如军阀冯德麟，他的部队就曾经是辽河一带实力最雄厚的土匪。日俄战争中，冯部助日攻俄，在首山一役中抄袭俄军后路，立下功劳，得到日军赏识。战后日本军事当局电请清政府将冯部收编重用，冯德麟遂成为奉天省巡防营统领，民国建立后曾任陆军二十八师师长、奉天军务帮办等职。

冯德麟死后，他一手提拔的张作霖上位，后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大总统。从土匪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张作霖对东北匪帮了如指掌，东北的各地土匪也对张作霖的领导相对认可，因此这一时期地方武装都在逐渐向奉系军阀靠拢，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氏家族轰然倒塌，东北匪帮群龙无首，恢复了四散各地占山为王的现象。时代大势之下，这些土匪要么选择投靠日本，要么就走上了抗日道路。

上文说过绑票是土匪获取收入的主要方法之一，而一单绑票能给土匪带来的收益并不高，多则上万大洋，少则几十，有的时候一篮子鸡蛋土匪也能放人。

当然也有特例，近代东北就曾有过这样一起绑票案，土匪凭借着一次绑票就获得了几十万大洋和能武装上千人的枪支武器。

东北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劫持人质，莫过于“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出身匪帮的抗日武装首领“老北风”张海天、“青山”项忠义二人在营口绑架英国人的事件。这两个英国人一个是英国洋行的男雇员，另一个英国海军高官的儿媳妇廷科·波利。这一事件得到了英国当局的高度关注，并且向日军及伪满政府施压要求保护人质的安全。

得知此事后，张海天开出两个条件让日军二选一。要么出价100万大洋、1000多支步枪等筹码赎人；要么就请日军在一个月之内退出满洲地方。

经过谈判，他们最终以大洋10万、武器弹药3马车的价格交付了人质。事后张海天部队继续利用这批武器装备进行抗日活动，与日伪军在盘山一带屡次交手。

除了老北风和青山之外，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清）、张希武（天照应），辽宁省的小白龙等都纷纷举起抗日旗帜。可见在前所未有的苦难面前，也是有不少土匪武装是心怀民族大义的。

只是，由于缺乏支援和正确的引导，很多土匪在游击日军的同时恶习不改，烧杀抢掠不得民心，最终都走向了失败。

抗日战争结束后，从 1945 年 11 月开始，由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组成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开始了对土匪的大规模清剿。到建国初的50年代，东北大地上的匪患基本被清剿干净，“东北土匪”这一词也成为了历史。

参考文献：

1.《近代东北土匪的嬗变》，李延哲、高洋

2.《从仪式、习俗审视近代以来东北土匪文化》，刘全顺

3.《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纪事 》，姜东平、宫继辉、姜丽玲

封面：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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