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中産”：“中産”被刷屏，刷出了什麼

　　不知從何時起，“中産”忽然成為一個熱門詞。報道層出不窮，一會兒是“中國有中産階層嗎”，一會兒是“我們都被中産了”。它已經不是一個規範的學術用語，在含糊的語義下，逐漸演變為大眾表達情緒的一種象徵、一個特定標簽和符號。

　　不同的人對“中産”充滿不同的想像。然而，究竟什麼是“中産”的標準？關於“中産”，不同解讀的背後又潛藏著怎樣的社會心態？

　　近期，兩條關於“中産”的新聞刷爆網路。

　　一是有人撰文説，“上海中産家庭年收入70萬不夠用”。特大城市的中産者們連忙“借題發揮”，抒發生活不易，也有網友吐槽，“70萬都不夠算哪門子危機”。

　　二是關於中國究竟有多少中産人口。瑞信最新發佈的“2015全球財富報告”指出，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中産階層人口，達1.09億，超越美國的9200萬。報告發佈後迅速引起輿論的口水戰。馬雲認為，中國中産階層人口數量已達3億，也有國內的研究機構認為，至少有2億。

　　或許，關於中産階層，我們永遠給不了各方認同的標準答案，但對中産的熱議作為一個客觀現象，確實值得關注和琢磨。

　　【中産階層】

　　中産一直被描繪為社會的“穩定器”，一個中産者佔大多數的“橄欖型社會”，是最穩定的結構。他們是寧願在麥當勞門口排隊一小時只為買一個漢堡，也不願捲入紛爭的群體；他們是一直被商家青睞，能夠拉動內需，有消費激情的群體，但同時，他們從事的工作不指望暴富，咬緊牙關，兢兢業業，一步步往上爬，在體面的社會聲望背後，隱藏著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

　　有沒有標準答案？

　　不知從何時起，“中産”忽然成為一個熱門詞。報道層出不窮，一會兒是“中國有中産階層嗎”，一會兒是“我們都被中産了”。它已經不是一個規範的學術用語，在含糊的語義下，逐漸演變為大眾表達情緒的一種象徵、一個特定標簽和符號。

　　不同的人對“中産”充滿不同的想像。商業文案會寫，我們的目標消費者是“中産群體”；許多人會抱怨“我壓根不算中産，還無法過上中産的生活”； 好端端一篇講故事的文章，開頭會這樣形容“他來自一個中産家庭”……中産，成為名詞、形容詞、動詞，廣泛潛伏在日常的語文裏，時不時就會跳出來，引爆話題。

　　然而，究竟怎樣才算是“中産”呢？

　　“中産”概念是舶來品。早期，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其著作《白領:美國的中産階級》一書中，概括了美國中産者的輪廓，並把這個概念推向世界。當時米爾斯認為，這批人主要依附於政府機關、大企業，專門從事行政管理與技術服務。然而，時代轉換，讓更多複雜因素填充進中産者的行列，美國的中産階層也幾經更疊。

　　在國內，這個外來概念相當模糊，大致可以與“中等收入群體”、“中間階層”約等混用。劃分標準同樣幾度變更，從未達成一致的看法。於是，這個指代不明的語匯反而在大眾那裏方興未艾，眼花繚亂。

　　經濟學家和官方統計經常把收入作為標準。比如，國家統計局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年家庭收入標準為6萬元-50萬元，並預測到2020年，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將佔全部家庭收入的45%。

　　但是很多人會不高興。那些勉強跨入中産門檻的人，自覺日子過得苦哈哈、緊巴巴，好像算不上體面的“中等收入群體”。其次，光算收入也讓高學歷的人心裏不平衡。白領們會強調，消費習慣、文化方式、受教育程度、審美品位等等，這些“精神指標”應該也列入其中。

　　很多學者，選擇從收入水準、職業、身份認同、社會聲望、教育程度、消費水準等綜合維度來界定這個人群。《福布斯》雜誌公佈過一個中産階層標準：生活在城裏；25歲到45歲之間；有大學學位；專業人士和企業家；年收入在1萬美元到6萬美元之間。但爭議依然沒完沒了。

　　或許，關於中産階層，我們永遠給不了各方認同的標準答案。但對中産的熱議作為一個客觀現象，總歸需要琢磨和解析。

　　體面的職業=中産？

　　菲菲是一名普通的公務員，月收入6000元以上。“算是中産，但處在一線城市的中下序列。”——這是她給自己的評價。

　　孩子不到3歲，朝九晚五的她，沒有太多精力照顧，全靠家人幫忙。只有難得的雙休日，菲菲可以陪伴孩子成長。但是每到雙休日，她只想倒頭睡到自然醒，好好休息，不思考，不煩惱，不做事。

　　今年，她的上司，作為公務員階梯裏的中層，毅然辭職去上海市的一所重點中學當老師。上司説，兩者報酬差不多，但是老師顯然性價比高很多，每年寒暑假有大塊的休息時間，還有一個關鍵：這份工作和公務員一樣，屬於中産者的體面職業，轉換過來損失不大。

　　但教師真的算中産嗎？菲菲想起自己的好友，一位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系的畢業生。這位好友在一所普通中學當心理老師，外人聽來都覺得不錯。同學聚會時，大家自然給她貼上“中産”標簽。一次偶然的機會，菲菲得知好友一個月凈收入才3000元不到，在上海的日子並不好過，“她的生活，應該算不上中産吧？”

　　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于海給出了他的答案：“如果以收入為標準，低收入的白領、教師等等，確實不屬於中産。他們也不會自認中産。”

　　但不知情的外人總以為，體面的職業就是中等收入的保證。人們很容易把“職業”作為判斷一個人收入的第一標準。醫生、律師、教師、白領，這些職業仿佛象徵符號，讓人聯想到體面、高學歷、社會精英等等，給人“至少也是中等收入”的錯覺。

　　如果仔細區分，白領中的底層，月收入2000元。資歷尚淺的律師、醫生、教師，月收入未必超過3000元。而許多人議論中産時，卻往往直接用“職業”影射“中等收入”，隨後再製造“一個從事體面職業的人，結果連中産的生活都過不了”之類的窘迫話題，這本就不符合現實。

　　社會聲望=中産？

　　陸阿姨已年近50歲，到了秋天，常常穿著一件樸素的酒紅色針織衫，如果不臟，可以連續幾天不換。此前，她是一名從外地來上海打工的裁縫。過去的幾千個日日夜夜，她在家裏踩著一台破舊的縫紉機，做點小活。在這個並不缺衣少物的城市裏，陸阿姨的裁縫生意越來越不好做。起早貪黑，勤勤懇懇，每月的收入也就2000元。

　　放在過去，她絕不敢相信自己能算“中産”。

　　然而去年底，變化發生了。那是陸阿姨“翻身”的好日子：她拿到了家政勞動的相關合格證書，去月子中心當上了一名“月嫂”。

　　月子中心無比歡迎陸阿姨，年底的保姆市場出現“用工荒”，他們正愁找不到人。中心包吃包住，去掉七七八八的上交費用，陸阿姨每個月的凈收入一下子超過1萬元。雖然帶孩子也辛苦，但與整日無休的針線活相比，還是好太多。

　　今年，陸阿姨把攢下的錢匯到老家，叮囑鄉下的親戚造一幢新房子，要4層高，下有院子，上有陽臺。“我現在回到老家，大概也算一名土豪了吧。”陸阿姨笑呵呵地説。

　　如果按照收入，現在她已能擠入“中産者”的行列。“月嫂這個職業，應該不算中産吧。”這句話，菲菲脫口而出。但説完，她又有點猶豫和愧疚，補充道：“我不是歧視啊，真的不是。只不過你想想，月嫂不需要高學歷，有些老阿姨大字不識，雖然我很尊重她們的勞動，但我們很多東西都無法溝通好像不是一個群體。”

　　同樣的收入，卻是社會聲望不同的兩類人，究竟該怎麼算？

　　這是一個現代社會的矛盾。曾經的封建社會中，聲望和地位起決定作用。高高在上的皇帝，勢必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過得更有尊嚴。到了現代社會，一樣東西異軍突起，忽然破壞了這一切，它就是“市場”。

　　市場，是一個利益主體，它對“聲望”一無所知，有時甚至恰恰相反。中國的供需市場，抬高了保姆的收入，但是它暫時無法抬高保姆的社會聲望。於是，一個市場經濟時代才會有的矛盾，由此而來。

　　有人認為這是一件好事。社會的分層如果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人們就永遠不可能看到如今天這般，充分競爭和流動的市場繁榮。

　　還有人總結出這樣的規律：每一次社會重大的技術進步、經濟轉型，都會影響到社會的分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