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9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畏张国焘的威逼和阻挠,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毅然决然地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抗日救国,顺利地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胜利地结束了长驱二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并与红15军团会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一举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为党的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1935年9月12日上午8时,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到达甘肃迭部县的俄界(即达拉乡的高吉村)后,为了克服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及时向红军广大指战员说明党中央单独率领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战略意图,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错误,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即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针对张国焘造成的危局,会议还讨论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的改编问题。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同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5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会议还决定成立编制委员会,由李德任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整编工作。
会上,有人提出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正确处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全军团结统一的大局。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救国,中共中央在同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始终采取“特殊的和忍耐的方针”,始终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只要张国焘赞同和执行党的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其他问题都可以让步。即使到了张国焘非法成立第二“中央”,公开走上反党道路,党中央仍然采取说服教育、批评引导、乃至耐心等待的方针,做到了以诚相待,仁至义尽,直到张国焘公开叛党,投靠蒋介石国民党,才开除了他的党籍。
毛泽东曾深情地说:这不是张国焘一人的问题。要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就不好见面了,要给张国焘发电报叫他北上,要采取各种方式做工作,我想他会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决定是正确的,为正确处理党内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彭德怀说:这种做法“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会后,中共中央于9月13日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17日晨曦,红4团攻占了天险腊子口,夺取了独木桥,控制了隘口上的第一、第二道阵地。接着,兵分两路,沿着腊子河向纵深扩大战果,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防线,于18日占领宕昌县大草滩、哈达铺,走出了茫茫水草地,进入甘南地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西北地区的狂妄计划,部队转入休整。
毅然决定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
9月2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进驻哈达铺后,从邮政代办所搜集到了许多国民党统治区域出版和发行的报纸,特别是从天津出版发行的《大公报》、山西出版发行的《晋阳日报》,以及《民国日报》等,意外地了解到陕甘两省有可观的红军和可观的革命根据地,而且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毛泽东喜出望外。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毛泽东马上把这些报纸转送给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并召集他们开会,决定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他高兴地说,报纸上说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他们已经赤化了20多个县,有20多万赤色分子在那里进行活动。不要说20多万人,就是有2万人,我们也要到陕北去。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也都十分高兴,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落脚陕北。
勤于耕耘的张闻天,于9月22日撰写了《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读报笔记,明确反映了在陕甘地区立足发展的思想。他在笔记中说:“不论敌人怎样拼命,然而他们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西北各省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更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让那些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去悲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低落,去歌颂反动统治的日益巩固吧。能够解决产生中国革命基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与他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将踢掉这些障碍物,肃清自己前进的道路,为创造川陕甘苏区而斗争!”
是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团和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他坚定地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救国。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4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他鼓励大家振作精神,继续北上。同时,他正式宣布: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第1纵队以红1军团为基础,共编5个大队,把红3军团第13团编入第1纵队,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左权为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第2纵队以红3军团为基础,共编3个大队,彭德怀兼任司令员(不久彭雪枫接任),李富春为政治委员,刘亚楼为副司令员,萧劲光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军委纵队编为第3纵队,叶剑英为司令员,邓发为政治委员,第3军团教导营编入第3纵队。每个大队基本上是按原团的建制,取消了营级建制,每个大队辖5个步兵连,1个机关枪连,团的侦察排、工兵队和卫生队全部集中到纵队。全支队共7000余人。会议还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9月23日,陕甘支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一部兵力东进闾井镇,佯攻天水,以调动敌人向该地集中,主力乘机以急行军突然折向西北,摆脱敌重兵阻击,通过了敌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并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渡过渭河,于9月27日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改变了俄界会议的打算,决定落脚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9月29日,陕甘支队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由榜罗镇地区出发,继续北上,并于当日攻占通渭城。10月2日,在静宁以西击溃国民党军一部,缴获汽车10余辆,控制了西(安)兰(州)公路东西10余里。3日,中共中央到达甘肃省静宁县的界石铺。5日,陕甘支队到达隆德县的单家集,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营,进抵六盘山麓。
六盘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甘肃省东部,海拔2928米。旧时山路曲折盘旋,六重始达山顶,故此得名。10月5日至7日,陕甘支队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越过六盘山。
这时,红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即兴创作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三首著名的词篇,热情地歌颂了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充分表达他对夺取长征伟大胜利的无比喜悦心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10月7日,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后,第1纵队在原甘肃固原青石嘴歼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1个团,毙伤俘敌5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并以这批战马装备了侦察连,从此红一方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青石嘴战斗后,陕甘支队继续向环县与庆阳方向前进,8日到达乃家河等地,再歼国民党军一个团,于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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