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10年一个大国崛起的背影

　　徐立凡

　　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地名取意“鱼类丰硕”。20年前，这里还没有车道，没有电灯，在封闭而迟缓的生活节奏中以半渔半农的方式存在。如果没有奇迹，这里将和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小镇一样，安静而沉寂。10年前，在一幅关于亚洲的宏大构想图景中，这里开始与中国，与亚洲，乃至与世界接通。全球的政治、智力和财富资源，尝试性地在4月的某一周聚集这里，力求推动区域资源的整合与经贸合作。这一年，中国最高领导人踏上这片土地。在中国历史性地首次主办国际论坛的现实和无限的可能性前景面前，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难掩欣喜，提笔赋诗志之：“万泉气象新，水阔晚风纯。四海群贤聚，博鳌更喜人。”

　　博鳌亚洲论坛，自此加盖鲜明的国家印记。10年过去了，博鳌见证了许多世界级领导人、商界领袖和学界名人的思想激荡，与达沃斯论坛东、西并称于世，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思想平台之一。回首10年足迹，尽管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足以让博鳌亚洲论坛保持强烈的磁性和茁壮的生命力，但是成功基因并不完备。同一时期，经济表现同样卓越的其他国家，即未能涌现出博鳌这一级别的话语平台。博鳌的成功，另有奥秘，即其国际性的、开放性的内在构架。

　　博鳌既是中国的，也是亚洲的，既是亚洲的，也是世界的。这一特征，足以令博鳌成为本世纪1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象征，并使其成功成为必然。反过来，博鳌的成功又验证着一个大国崛起的应有的内在逻辑——无开放性无博鳌，无开放性无今天之中国。

　　而在初始阶段，今天的局面还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博鳌之前，中国还未加入全球经济分工，还未正式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向还是一个迷局。同样，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走向也是一个迷局。事实上，博鳌亚洲论坛的兴起，不是源自一种宏大的预见性，而是源自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虚弱感甚至恐惧感。正是这种危机意识，孕育了博鳌的开放性气质，也孕育了中国本世纪的、不同于上世纪后20年的开放性气质——上世纪后20年，主要是对内开放；本世纪的前10年，主要是对外开放。博鳌在恰当的时候出现，拍摄了一个大国10年间崛起的背影。

　　博鳌气质：

　　越危机越要开放

　　当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及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于1998年发起亚洲论坛时，整个亚洲尚未从惊悸中缓过神来。肇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亚洲经济的脆弱性，还暴露了亚洲区域合作的严重滞后。国际金融体系在介入干预此次金融风暴时表现的严苛，也意外唤醒了亚洲的自我意识。在这场危机中表现优秀的中国，一方面打开了与东盟全方位合作的通道，提高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在“入世”的积极准备中，也不得不思考：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分工后，如何应对外部环境的系统性恶化。中国当时半开放的经济体系，尽管具有客观上的免疫力，但在主观上毫无应对经验可谈。

　　现在来看，亚洲论坛落地博鳌，是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大舞台的思想准备。这种考量让博鳌先天性地带有了开放性特征——由中国永久主办，外国前国家元首做理事长，不同国家的政要和大企业高管当理事。这种突破性架构保证了思想来源的国际性和多样性。另一个突破中国传统政治格式的地方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商界学界得以在同一个平台说话。这成为每年一度的少见场景。由此建立起了一个不同领域的沟通机制，起到了共同拟定议事日程、共同协商发展话题的作用。这一作用埋设了另类而高效的“政治协商”机制。对于政府而言，通过论坛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鲜活的政策反馈信息，对于企业家和学者而言，获得了向政府建言献策的正式机会。鉴于论坛的单纯性，这一机制就更具专业性。相对于经贸合作等议题，博鳌就此功能丰富和立体了起来：既关注商贸也关注政策，既是国际的也是国内的，在中国影响力对于全球经济作用日趋增强之时，博鳌对全球的磁力也从合同拓展到了政策。

　　博鳌思维：

　　随中国权重拓展

　　博鳌的思维视野，伴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权重的提高，也经历了一个从微观向宏观，从事务性话题向规则性话题拓展的过程。初始阶段，亚洲论坛承担的第一责任是“培养亚洲企业家的谈判能力”。这其实是一个技术层面的，甚至被动性的诉求。原因在于，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企业家没有规则制订权的时候，提高自身能力避免受迫性损失，是非常现实和有用的“能力建设”。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和亚洲企业的崛起，对亚洲企业家自身能力的关切，已经为更宏大的视野所代替。这一变化，既可以从年会主题的变迁中查询到，也可以从子话题峰会的拓展中验证——2009年前，“亚洲寻求共赢”基本是恒定主题，这是内向性的、着重于结果的诉求。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博鳌的思维视野越来越自信：2008年博鳌亚洲论坛在英国伦敦举办国际资本峰会，表明金融规则第一次进入博鳌的思维视野。此后“挑战与展望”、“绿色复苏”等年会主题的设定不但包含了亚洲率先复苏的信心，而且表明有能力注重于复苏的方式。今年“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的主题，则第一次指向了发展方式的选择上。

　　与“能力建设”阶段相比，博鳌思维已提升到了“发展模式建设”阶段。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相一致，也与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对于国际经济传统秩序的改革关注相一致。博鳌思维，反映的是中国思维的开拓。

　　博鳌容量：

　　折射中国经济发展双力量

　　尽管博鳌论坛为定期定址的非官方、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但是又具有远大于一般国际论坛的实际容量。这一特征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身特色：政府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与市场并存的重要力量，这一特征，令博鳌既“非官方”又“官方”：在开放性上，“非官方”和“官方”并存，民间与政府交替发声；在权威性上，“官方”的存在为这一思想平台提供了应用于世的可能。这一特征也深为国际社会所知——在金融危机高峰的2009年，博鳌论坛的与会外国政要规模创下了历年之最，国际社会不仅冀望于博鳌提供的智力资源，更冀望于中国的救世能力。事实上，这是对中国崛起的一次非正式承认。

　　今年的博鳌，恰逢“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在海南举行，因此又平添了主要新兴国家的参与。而“金砖国家”对于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强烈关注，将为博鳌注入新的更宏大的视野，并进入“规则建设”的更高级阶段。

　　能力建设——发展模式建设——规则建设，博鳌思维的嬗变折射的是世界经济版图的嬗变和一个大国的崛起。而10年的发展轨迹绘出的是这样的运行逻辑：国际性和开放性，是这种正向嬗变的内在原动力。博鳌如此，中国的发展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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