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官眼中的博鳌十年

当时博鳌镇只有金海岸大酒店和锦江酒店这两间比较大的酒店，工作人员只能住在职工宿舍里。

多数记者只能住到28公里以外的官塘温泉酒店，每天参加会议，记者需要坐40分钟的穿梭巴士，而且当时都是山路，非常不好走。更可怕的是，路上经常戒严，巴士都被堵在一起，记者只能苦等。

而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东屿岛会议中心，只有一个膜结构半开放的会议中心。里头是与会嘉宾，外围是记者。

可想而知，早期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记者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回想起来，段伟仍然说，“新闻官是服务记者的，也是服务会议的，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所以新闻官的工作必须严谨、细致，时刻充满理性。”

而难得的是，在这6年里，他的工作没有发生任何的差错。他认为，如果因为他的一个失误，记者可能失去某个镜头，而这个镜头很可能是历史性的，这就是他的责任。

巧合的是，当记者对段伟进行在线采访时，央视新闻频道正在播博鳌亚洲论坛的十年成就。段伟说，“这些镜头，如果没有我们的工作，是留不下这些历史记录的。”

尽管现在已经离开了博鳌亚洲论坛，段伟现在还是经常和记者打交道，仍然做着和他的新闻理想相差不远的工作。每年这个时候，他都密切关注着博鳌论坛的动态，见证着它的迅速发展壮大。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接待的媒体规模已经超过他在任时的一倍。

《印度快报》4月13日评论称，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了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经济论坛，并将逐渐取代达沃斯，成为亚洲和世界国家都想出席的盛会。

下一个十年：博鳌再出发

2010年，拉莫斯和龙永图将接力棒传给了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和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周文重，博鳌亚洲论坛开启新篇章。

有分析人士认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一职从外经贸系统转向外交系统，暗示着成立十周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点：亚洲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情况需要调整、区域一体化的合作中“重经济轻政治”的现状需要改观。

这在段伟的理解里，就是论坛应该充分发挥非政府性质的平台作用，促进各方对话，起到“二轨外交”的作用。

“以达沃斯为例。1992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在达沃斯年会期间与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会晤，这是南非政治领袖在南非之外的第一次见面，推进了南非民主化进程。1994年，时任以色列外长佩雷斯会见了阿拉法特，达成了停火协议。这都是很好的例证。”

段伟认为，博鳌论坛可以尝试为亚洲国家之间的互信提供一个平台，在国内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在一个非官方的场合或许可以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佩雷斯和阿拉法特能够在达沃斯会晤，那么为什么朝鲜和韩国的领袖不能在博鳌会晤”？

但目前论坛的发展以及媒体的关注所隐现的浮躁情绪，让段伟感到忧虑。要继续下一个十年，他认为论坛首先应该加强智库建设，有好的内容才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好的内容来自专业的研究。论坛要扩大影响力，需要有自己的产品。

“譬如设立一个专门的研究议题，出品一些研究报告，这是论坛树立更加权威声音的重要支柱。”

其次，论坛要建立全球框架。在段伟看来，目前的博鳌论坛主要依托年会，这是不够的。论坛不应该是在有年会的时候才有声音，而是要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都建立网络，从而形成一个全球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下定期举行会议讨论。

而另一方面，段伟认为博鳌论坛还需要多向达沃斯论坛学习，尤其是在组织形式上，譬如在议题设计上多下工夫，增强互动。

而就在4月16日的本届年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周文重就对论坛未来发展寄予厚望，提出了两个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走向世界，提高国际知名度，与达沃斯论坛看齐，与其友好竞争、合作补充。

另外一点，是要求论坛成员更具地区代表性，在地域上更为均衡。周文重说，目前来看，参与比较多的还是东亚地区，相较而言，南亚、西亚参与的还比较少。“从亚洲区域的角度来说，论坛成员能够更加均衡，这是论坛下一步需要来做的。”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