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移动版 时间:2022-09-06 09:21
摘要: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本文对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以及实现困境进行了分析,接着讨论了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技术价值与路径,包括数字乡村建设为数字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和数字化工具,对消除数字鸿沟、信息孤岛,推动乡村治理流程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以及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重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与村务科学治理能力等产生了非常积极的重要作用,最后对部分成功实践案例进行剖析,以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些启示。
关键词 数字乡村 数字治理 乡村治理 治理现代化
一、研究背景与现状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立足新时代国情农情,要将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提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十项重点任务,“注重建立灵敏高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并提出2035年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2022年1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提出部署实施“数字治理能力提升行动”,为形成数字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明确了具体建设方向。
但现实情况是,我国乡村的数字化发展水平总体滞后,对数字化治理的思想认识不足,对国家政策在宣传和执行过程中更多流于形式,并且缺乏行之有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数字乡村治理能力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与城市的数字化以及工业、教育、交通等其他各领域的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体系建设以及发展程度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迭代升级,数字技术正不断嵌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的数字化转型与建设经验,为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可鉴经验。
同时,国家也在加大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2年2月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1月,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贫困地区通信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84亿,占网民整体的27.6%,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7.6%,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2020年12月缩小0.2个百分点。
网民城乡结构
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2021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5年实现行政村5G通达率达到80%,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与实现困境剖析
1998年,中国农村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率先提出“乡村治理”概念,此后,学术界便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1]。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因此,在当前新时代背景下,,全面理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是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指“党领导人民用来治理农村的一套制度体系、运行机制,能够保证党的农村治理效能,能够顺应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潮流,能够推动农村治理的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党关于农村治理的这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是科学的、现代的、符合农村治理发展需要的”[2]。从而可以看出,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实现制度机制现代化,而制度机制的规范化、民主化、程序化,必须外化为可执行的工具,从而提升乡村治理主体的执行力与执行效率,最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然而,当前在乡村治理中,由于存在组织能力弱、村务公开渠道有限、村民对集体村务参与度低、村组织凝聚力不强、当前基础设施薄弱、乡村空心化严重、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低以及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瓶颈。
三、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技术价值与路径
数字治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西方,其代表人物是帕却克·邓利维,数字治理的核心是运用数字化技术变革组织结构及流程管理,解决各主体之间存在的信息孤岛、信息茧房等问题,推动政府与其他主体的高效互动,借以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公信力[3]。数字技术重构社会治理模式,“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热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强化基层组织能力,提高基层服务群众水平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元社区考察调研时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
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党的执政根基和力量源泉[4]。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农村事务的核心机构,基层组织能力强弱,关系到群众基础牢固程度。
数字乡村的建设,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更有力有效的手段和方式。首先,了解村民的基本情况是基层组织提供服务的重要前提,通过数字化的技术,可以及时获取管辖区域内群众的真实意愿和想法,根据实际情况因人、因事、因地采取不同精准服务方案,然后高效高质量地跟踪处理,提升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使基层组织更贴近基层,增强与群众的紧密关系,从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其次,数字技术可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管理与教育。比如通过智慧党建系统的建设,应用VR、AR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将参观学习以及展示变得更加智能化、人性化和互动化,让更多的人乐于参与,有助于有效的传递信息和内容。同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无需花费大量时间准备宣传展览,便捷的维护管理,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二)弥合村务信息鸿沟,重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出务工或者自主创业的村民也增加了很多,据我国人社部2022年6月发布的《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增长1.3%”。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致富增产上,对乡村村务关注较少,再加上当前村务公开的载体更多的是线下的展板或者LED显示屏等单一渠道,也会造成村民对村务公开信息关注不及时,外出村民无法获取信息,最终造成村民对村务不再关心的弊病,承担村务实施监督的职责则更无从谈起。但是,当涉及群众个人核心利益的信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传达到位时,就易造成很多尖锐的矛盾纠纷,甚至演变成恶劣事件。
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搭建基础管理平台以及信息发布系统,即使外出打工的村民也可以通过手机APP、微信小程序等手段,实时收到或者查询村务信息,在“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避免误会和矛盾冲突,从而可以实现村务及时公开和监督。
同时,村民也可以通过软件工具及时将自己的想法进行反馈,畅通村民表达意愿渠道,尊重其在村务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增强村民参与村务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了村务治理的高效互动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重塑群众与干部关系,重构现代乡村的治理模式,拓展了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乡村民主化建设的发展,改善村务治理的政治环境。
(三)丰富村务治理渠道,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效能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村务治理途径已经严重不适应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建设“一站式服务”、“一网通办”类治理平台,重构服务流程,将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的社保、医保、就业创业、优抚补贴等重点服务事项,让村民足不出户一站式线上办理,外出打工的村民在异地也可体验到互联网在线服务的便捷性,“推动政务服务网上办、马上办、少跑快办,提高群众办事便捷程度”。
同时,通过建设协同办公系统,推动乡村村务办理流程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比如,湖北省大冶市建设了协同办公系统,同时为辖区内的所有乡镇开设了账户,基层干部则根据系统中的规范流程开展工作,通过信息化手段很好的规范和压缩了村务办理流程,促进乡村政务服务的效能与科学性。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村务的办理形式,丰富了村务管理与服务的渠道,不仅为群众提供了便捷服务,同时也规范和简化了办事流程,提高了公共服务效能,适应了新时代的发展,提升村民生活的幸福感。
(四)数据驱动精准决策,提高村务科学治理能力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在各级政府逐渐落地。数字乡村建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可广泛采集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相关数据,打通上下级各部门之间的“条数据”壁垒,整合“块数据”资源[6],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的互联共享,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及可视化展示,为村务管理决策提供数据依据,推动村务治理的智慧化和精细化,使村务治理从主观“经验说话”的模糊治理方式,迈向客观“数据说话”的精准治理方式[5],提高村务科学治理能力。
四、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案例剖析
本文从《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中选出两个成功案例为读者进行剖析。
(一)乡村治理平台案例
湖北省宜城市通过建设“百姓通”乡村治理平台,对村民关心的采购财务、劳务用工、困难救助等事项在平台上进行公示,同时建设了征求意见、矛盾化解等功能。村民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对本村日常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有效推动了“互联网+基层治理”向乡村延伸,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截至2021年7月,平台发布共享信息139763条,累计处理事件2784件,90%村民反映的事件24小时内就能处置完毕,村民满意率提升了2.7个百分点,参与率提升3.3个百分点,知晓率提升40.7个百分点。
在本案例中,宜城市通过app和小程序等信息化手段,完美的解决了村务公开、村务监督、政务在线办理等内容,激发了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活力与积极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二)“一网通办”案例介绍
江苏张家港市充分借助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建成全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总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业务的全流程协同和统一管理。全力推进“流程式”变革,梳理优化500多条审批流程,平均压缩审批环节50%以上。
通过并联审批、信息共享、集成优化等手段,系统重构办事流程和业务流程。审批由“串联”变“并联”,材料由“群众交”变“内部转”,办事由“来回跑”变“一窗办”,归集各类电子证照30余万张,满足超80%政务服务场景;市本级93个公共服务事项已实现“全城通办”,真正实现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
在本案例中,张家港市不断推进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乡村政务服务全覆盖,通过政务流程再造,全面提升了政府服务能力和质效,真正解决了乡村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五、结论
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可有效提升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以及服务水平和能力,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提升村民的生活幸福感、参与感和对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数字乡村服务的群体存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弊端,并且我们乡村的部分基层管理人员,自身的数字化素养还在提升中,他们普遍对数字化的新事物不适应,这也是我们在建设数字乡村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数字乡村建设要把农民信息素养的提升这一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作为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数字乡村才能真正赋能与支撑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2]邱春林,2017年:《中国共产党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3]任雪、刘俊英,《数字化时代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40卷(5)。
[4]袁珏,2022年:《数字化改革助力基层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的研究》,杭州市机关党建网
[5]吴韬,2017年:《大数据治理视域下智慧政府“精准”决策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6]程燕燕,2021年:《“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第5期
作者简介:贺昌茂,武汉海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民革湖北省委会直属教育医卫支部党员,民革湖北省企业家联谊会会员,主要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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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数字乡村 数字治理 乡村治理 治理现代化
一、研究背景与现状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立足新时代国情农情,要将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提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十项重点任务,“注重建立灵敏高效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并提出2035年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2022年1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提出部署实施“数字治理能力提升行动”,为形成数字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明确了具体建设方向。
但现实情况是,我国乡村的数字化发展水平总体滞后,对数字化治理的思想认识不足,对国家政策在宣传和执行过程中更多流于形式,并且缺乏行之有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数字乡村治理能力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与城市的数字化以及工业、教育、交通等其他各领域的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体系建设以及发展程度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但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迭代升级,数字技术正不断嵌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的数字化转型与建设经验,为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可鉴经验。
同时,国家也在加大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2年2月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1月,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贫困地区通信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农村和城市“同网同速”;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84亿,占网民整体的27.6%,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7.6%,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2020年12月缩小0.2个百分点。
网民城乡结构
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2021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5年实现行政村5G通达率达到80%,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与实现困境剖析
1998年,中国农村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率先提出“乡村治理”概念,此后,学术界便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1]。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因此,在当前新时代背景下,,全面理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是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指“党领导人民用来治理农村的一套制度体系、运行机制,能够保证党的农村治理效能,能够顺应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潮流,能够推动农村治理的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党关于农村治理的这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是科学的、现代的、符合农村治理发展需要的”[2]。从而可以看出,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实现制度机制现代化,而制度机制的规范化、民主化、程序化,必须外化为可执行的工具,从而提升乡村治理主体的执行力与执行效率,最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然而,当前在乡村治理中,由于存在组织能力弱、村务公开渠道有限、村民对集体村务参与度低、村组织凝聚力不强、当前基础设施薄弱、乡村空心化严重、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低以及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瓶颈。
三、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技术价值与路径
数字治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西方,其代表人物是帕却克·邓利维,数字治理的核心是运用数字化技术变革组织结构及流程管理,解决各主体之间存在的信息孤岛、信息茧房等问题,推动政府与其他主体的高效互动,借以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公信力[3]。数字技术重构社会治理模式,“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热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强化基层组织能力,提高基层服务群众水平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元社区考察调研时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
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党的执政根基和力量源泉[4]。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农村事务的核心机构,基层组织能力强弱,关系到群众基础牢固程度。
数字乡村的建设,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更有力有效的手段和方式。首先,了解村民的基本情况是基层组织提供服务的重要前提,通过数字化的技术,可以及时获取管辖区域内群众的真实意愿和想法,根据实际情况因人、因事、因地采取不同精准服务方案,然后高效高质量地跟踪处理,提升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使基层组织更贴近基层,增强与群众的紧密关系,从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其次,数字技术可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管理与教育。比如通过智慧党建系统的建设,应用VR、AR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将参观学习以及展示变得更加智能化、人性化和互动化,让更多的人乐于参与,有助于有效的传递信息和内容。同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无需花费大量时间准备宣传展览,便捷的维护管理,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二)弥合村务信息鸿沟,重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出务工或者自主创业的村民也增加了很多,据我国人社部2022年6月发布的《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增长1.3%”。他们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致富增产上,对乡村村务关注较少,再加上当前村务公开的载体更多的是线下的展板或者LED显示屏等单一渠道,也会造成村民对村务公开信息关注不及时,外出村民无法获取信息,最终造成村民对村务不再关心的弊病,承担村务实施监督的职责则更无从谈起。但是,当涉及群众个人核心利益的信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传达到位时,就易造成很多尖锐的矛盾纠纷,甚至演变成恶劣事件。
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搭建基础管理平台以及信息发布系统,即使外出打工的村民也可以通过手机APP、微信小程序等手段,实时收到或者查询村务信息,在“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避免误会和矛盾冲突,从而可以实现村务及时公开和监督。
同时,村民也可以通过软件工具及时将自己的想法进行反馈,畅通村民表达意愿渠道,尊重其在村务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增强村民参与村务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了村务治理的高效互动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重塑群众与干部关系,重构现代乡村的治理模式,拓展了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乡村民主化建设的发展,改善村务治理的政治环境。
(三)丰富村务治理渠道,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效能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村务治理途径已经严重不适应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建设“一站式服务”、“一网通办”类治理平台,重构服务流程,将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的社保、医保、就业创业、优抚补贴等重点服务事项,让村民足不出户一站式线上办理,外出打工的村民在异地也可体验到互联网在线服务的便捷性,“推动政务服务网上办、马上办、少跑快办,提高群众办事便捷程度”。
同时,通过建设协同办公系统,推动乡村村务办理流程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比如,湖北省大冶市建设了协同办公系统,同时为辖区内的所有乡镇开设了账户,基层干部则根据系统中的规范流程开展工作,通过信息化手段很好的规范和压缩了村务办理流程,促进乡村政务服务的效能与科学性。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村务的办理形式,丰富了村务管理与服务的渠道,不仅为群众提供了便捷服务,同时也规范和简化了办事流程,提高了公共服务效能,适应了新时代的发展,提升村民生活的幸福感。
(四)数据驱动精准决策,提高村务科学治理能力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在各级政府逐渐落地。数字乡村建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可广泛采集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相关数据,打通上下级各部门之间的“条数据”壁垒,整合“块数据”资源[6],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的互联共享,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及可视化展示,为村务管理决策提供数据依据,推动村务治理的智慧化和精细化,使村务治理从主观“经验说话”的模糊治理方式,迈向客观“数据说话”的精准治理方式[5],提高村务科学治理能力。
四、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案例剖析
本文从《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中选出两个成功案例为读者进行剖析。
(一)乡村治理平台案例
湖北省宜城市通过建设“百姓通”乡村治理平台,对村民关心的采购财务、劳务用工、困难救助等事项在平台上进行公示,同时建设了征求意见、矛盾化解等功能。村民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对本村日常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有效推动了“互联网+基层治理”向乡村延伸,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截至2021年7月,平台发布共享信息139763条,累计处理事件2784件,90%村民反映的事件24小时内就能处置完毕,村民满意率提升了2.7个百分点,参与率提升3.3个百分点,知晓率提升40.7个百分点。
在本案例中,宜城市通过app和小程序等信息化手段,完美的解决了村务公开、村务监督、政务在线办理等内容,激发了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活力与积极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二)“一网通办”案例介绍
江苏张家港市充分借助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建成全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总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业务的全流程协同和统一管理。全力推进“流程式”变革,梳理优化500多条审批流程,平均压缩审批环节50%以上。
通过并联审批、信息共享、集成优化等手段,系统重构办事流程和业务流程。审批由“串联”变“并联”,材料由“群众交”变“内部转”,办事由“来回跑”变“一窗办”,归集各类电子证照30余万张,满足超80%政务服务场景;市本级93个公共服务事项已实现“全城通办”,真正实现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
在本案例中,张家港市不断推进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乡村政务服务全覆盖,通过政务流程再造,全面提升了政府服务能力和质效,真正解决了乡村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五、结论
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可有效提升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以及服务水平和能力,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提升村民的生活幸福感、参与感和对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数字乡村服务的群体存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弊端,并且我们乡村的部分基层管理人员,自身的数字化素养还在提升中,他们普遍对数字化的新事物不适应,这也是我们在建设数字乡村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数字乡村建设要把农民信息素养的提升这一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作为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数字乡村才能真正赋能与支撑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2]邱春林,2017年:《中国共产党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3]任雪、刘俊英,《数字化时代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40卷(5)。
[4]袁珏,2022年:《数字化改革助力基层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的研究》,杭州市机关党建网
[5]吴韬,2017年:《大数据治理视域下智慧政府“精准”决策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6]程燕燕,2021年:《“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第5期
作者简介:贺昌茂,武汉海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民革湖北省委会直属教育医卫支部党员,民革湖北省企业家联谊会会员,主要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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