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路径日渐清晰

　　截至2021年11月底，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打通了广大农村接入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大动脉”。而最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建成开通5G基站196.8万个，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和96%的乡镇镇区实现5G网络覆盖。

　　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瑞安最近把支教团两个多月前对一个村庄的观察，写成了总结材料，这个他去过三回的偏远村落，今年有了快递点。

　　2019年暑假，张瑞安头一回随学院支教团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小学时，手机几乎接收不到信号，为了一个验证码，他要跑到1.6公里外的大路上去等。到去年再来时，张瑞安的手机不仅信号满格，还可以用小程序下单买菜。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底，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打通了广大农村接入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大动脉”。而最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建成开通5G基站196.8万个，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和96%的乡镇镇区实现5G网络覆盖。

　　随着近年来通信设施的改善，网络撑起了中国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起点。在《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中，着力发展乡村数字经济等内容位列其中，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提升工程、智慧农业建设工程、农村电商优化升级工程等七大工程成为重要抓手。

　　可以说，县域数字经济的培育之路还很漫长。而与此同时，一大批高校教师和学生走入乡村，在田间地头出谋划策。在这些支教学生、帮扶老师的调研与观察中，中国乡村积极求变、县域数字经济谋发展的路径正一点点清晰。

　　快递进村 

　　“有了好的基础设施，就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而乡村在数字能力建设方面主要靠借力，靠搭建一些农业大数据采集与应用平台，带动产业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张平文曾带领团队提出数字生态指数，将数字基础、数字能力和数字应用作为3个一级指标。在他看来，数字基础是数字生态的根基，包括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政策环境。而快递进村、电商进村正是具备数字基础的表现，“快递进村后，至少有助于一些农村解决假冒伪劣商品问题。”

　　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快递进村”比例提升近30个百分点，江浙沪等地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达37.9%，电商服务站行政村覆盖率达到78.9%。但同时，2020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为22.5%，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为22.1%，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销售总额的13.8%。

　　相比于工业与服务业，我国农业数字化渗透率较低。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8.9%、21.0%和40.7%。

　　从税收角度对数字经济百强城市的区位发展进行综合分析的中国税务学会理事、北京大数据协会财税大数据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焦瑞进，最近把分析结果写进了《中国数字经济税收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县域经济要充分利用大城市或都市圈的发达经济基础及交通、物流服务设施，发展有特色的县域经济。而解决农业数字化发展，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通过电商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二是以数字化手段智能控制生产方式。“第二个方面比第一个方面更重要，而且投入更大，更难以实现。”

　　张瑞安和支教团成员就曾在访谈当地村支书兰锋时得知发展数字化的“难度”。“村里也想发展电商，，通过直播带货增收，但问题是‘货’定在哪一个方向还不确定，还不知道要带什么货。”兰锋告诉支教团成员，2009年时村里就注册了相关商标，但一直缺乏独具特色的本土产品。

　　事实上，在张瑞安的三段支教记忆里，不是没有游客到访合寨村，这个村子有其吸引人的地方——1980年成立村民委员会，因其保存了相对最完整的记录原件，被称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有多年历史的村规民约，到现在都在发挥作用。“村里过农历三月三歌圩节的收支情况就公布在村里的墙上。”张瑞安说。

　　但其他特色景点的缺乏没能让游客停留。用兰锋的话来说，游客往往看完大樟树、“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纪念馆”就离开。

　　产业留人 

　　相关产业没能发展起来的背后是人才的流失。今年支教期间，张瑞安还碰到了一个4年前“教”过的学生。“如今她已经升入高中，走出屏南乡上学，未来可能会像父辈一样到更远的地方工作。”在张瑞安的印象里，很少在村里看到年轻人，支教团在此驻足的8月，正是水稻种下第二茬的时候，“插秧的也基本是村里的老人”。

　　兰锋和支教团成员分析过村里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可能”——合寨村的土地不平整，成片规模化比较困难，加上人均土地面积少，发展现代化农业后剩余的劳动人口如何安排也是一大难题。“农业转型如果能得到群众支持肯定能更快开展，但目前没有一个稳定的保障，风险较大。”

　　这也符合张平文的观察，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利好和保障，“光调动农民积极性还不够，还得吸引人才、吸引能人回村”。

　　张平文所在的北京大学就在去年派了10位专家学者，到定点帮扶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担任“名誉村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马化祥就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从2016年与弥渡县德苴乡定点结对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上百名师生就参与并见证了当地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升级的过程。当地的德苴花鱼洞提水工程就得益于帮扶学院的协调筹资，解决了德苴乡近1万村民和2万亩耕地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彭家庄水库等水利项目更是解决了全县饮用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今年7月，由马化祥指导、十多名研究生同学组成的云南弥渡乡村振兴实践团还带回了关于当地现代农业、文旅产业等发展状况的一手调研报告。在走访了弥渡县规模最大的三家农业企业后，实践团成员发现，当地的光照、气候条件等环境优势在企业选址时发挥了很大作用，而政府部门在土地流转等方面的支持也使得企业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张平文就对弥渡县寅街镇永丰村某公司种植的樱桃小番茄印象深刻，在引入智能种植系统后，该品种的番茄植株能得到精准的营养供给，以实现品质可控，从而在产量、价格上非常可观。“高价值密度的农产品更适合运用数字化手段管理，因为在生产、销售等环节都能产生效益。”该企业开创的柠黄蜜茄、葡萄番茄、串收番茄等新品种，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亩产价值40多万元。

　　焦瑞进也分析说，农业生产数字化，不仅仅是提升效能，还有安全、质量、品种研发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要通过重组现代生产组织方式，“聚少成多，积小作大，分担成本，整体受益”。

　　今年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县域乡村经济数字化整体水平较低，且呈现明显的东西部差异。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数字化生产指数、数字化供应链指数、数字化营销指数方面。相较于2019年，2020年数字化生产指数增长120%，数字化供应链指数增长5.7%，数字化营销指数增长12.3%。

　　无论是缺人才、缺产业的合寨村，还是已在数字化生产之路上探索的弥渡县，县域经济里的具体实践让高校师生们注目。在定点帮扶的路上，“名誉村长”的名单仍在扩大，帮扶教师们还将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

　　如今，张瑞安仍想坚持参加学院每年暑假举行的支教团实践项目，他想继续观察合寨村的发展，发现更多当地的新变化，也希望能在促进“校村合作”产业项目上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最让他开心的还是，村里孩子给他发的消息陆续多了，都在喊他快点再来村里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