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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回应林毅夫批评:林毅夫忽视了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

移动版    时间:2022-12-28 16:59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比较》杂志总第101辑上刊文回应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对其“人口红利”理论的批评。蔡昉在文中强调,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原有人口红利消失所导致,而非林毅夫所强调的全球性外部原因。

  蔡昉此次刊文的标题为《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回应林毅夫对人口红利解释的批评》,明确该文旨在回应林毅夫对其观点的批评。

  蔡、林二人就此问题的争论始于2018年11月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当时,二人分别就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发表演讲。林毅夫认为原因主要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而蔡昉则认为“人口红利”才是中国保持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

  所谓“后来者优势”,即中国可以把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成熟产业直接拿来用。

  蔡昉提出的“人口红利”理论则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结构的特点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塑造了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

  与此相呼应,蔡昉的另一个观点是,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原因是人口因素发生“逆转性变化”,具体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转为负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其结果就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了。

  林毅夫针对蔡昉该观点表示,人口变动是一个慢变量,而中国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一个快现象,用一个慢变量不可能解释快现象。

  针对这点,蔡昉此次刊文回应称,“虽然特定年份的人口总量变率未必直接改变经济增长率,但是,人口转变阶段导致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趋势,标志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必然会改变潜在增长率。”

  蔡昉还表示,“长期的必然性往往不是缓慢表现出来的,而总是在某种特殊的短期诱因作用下一下子显现出来,而这个短期诱因却与未能对长期必然性做出正确判断有关。”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放缓的原因,林毅夫多年以来一直持“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是主因”的观点。

  对此观点,蔡昉表示,林毅夫忽视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中国的“未富先老”的特征。他认为,在预测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时,人口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因此,蔡昉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之前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高度依赖,而人口红利既早且快地的消失最终将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需要以另一种方式估算。与林毅夫的研究相比,必然得出不尽一致的预测结果,进而引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含义。”他在文中写道。

  同样在去年11月,蔡昉在出席《财经》2019年会时表示,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能力。2010年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当前中国经济再度面临外部挑战,实际增长率目标和当下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即可。据蔡昉预测,2016年至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为6.20%。

  在蔡昉看来,林毅夫的观点是,全球性需求低迷导致了中国经济与一系列其他国家同时减速,而中国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因此,要回归潜在增长率,要从需求侧着眼,实施产业政策扩大投资,投资的结构安排则应着重于补足基础设施短板,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技术进步。

  因此,,蔡昉提醒,应正视潜在增长率趋于长期下降的事实,并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以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赢得改革红利。

  他用日本的经验举例称:“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人口机会窗口渐渐关闭,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快速消失,政府不承认也不愿意接受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实,因而采取了持续刺激的政策,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在制造业没有投资积极性和借贷意愿,并且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派生性需求也表现疲软的情况下,过剩的流动性进入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甚至艺术品市场等非实体经济,最终积累起巨大的经济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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