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回应林毅夫批评：林毅夫忽视了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比较》杂志总第101辑上刊文回应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对其“人口红利”理论的批评。蔡昉在文中强调，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原有人口红利消失所导致，而非林毅夫所强调的全球性外部原因。

　　蔡昉此次刊文的标题为《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回应林毅夫对人口红利解释的批评》，明确该文旨在回应林毅夫对其观点的批评。

　　蔡、林二人就此问题的争论始于2018年11月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的“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5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0期。当时，二人分别就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发表演讲。林毅夫认为原因主要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而蔡昉则认为“人口红利”才是中国保持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

　　所谓“后来者优势”，即中国可以把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成熟产业直接拿来用。

　　蔡昉提出的“人口红利”理论则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结构的特点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塑造了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经济高速增长。

　　与此相呼应，蔡昉的另一个观点是，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原因是人口因素发生“逆转性变化”，具体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转为负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其结果就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了。

　　林毅夫针对蔡昉该观点表示，人口变动是一个慢变量，而中国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一个快现象，用一个慢变量不可能解释快现象。

　　针对这点，蔡昉此次刊文回应称，“虽然特定年份的人口总量变率未必直接改变经济增长率，但是，人口转变阶段导致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趋势，标志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必然会改变潜在增长率。”

　　蔡昉还表示，“长期的必然性往往不是缓慢表现出来的，而总是在某种特殊的短期诱因作用下一下子显现出来，而这个短期诱因却与未能对长期必然性做出正确判断有关。”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放缓的原因，林毅夫多年以来一直持“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是主因”的观点。

　　对此观点，蔡昉表示，林毅夫忽视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中国的“未富先老”的特征。他认为，在预测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时，人口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因此，蔡昉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之前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高度依赖，而人口红利既早且快地的消失最终将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需要以另一种方式估算。与林毅夫的研究相比，必然得出不尽一致的预测结果，进而引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含义。”他在文中写道。

　　同样在去年11月，蔡昉在出席《财经》2019年会时表示，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能力。2010年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当前中国经济再度面临外部挑战，实际增长率目标和当下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即可。据蔡昉预测，2016年至202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为6.20%。

　　在蔡昉看来，林毅夫的观点是，全球性需求低迷导致了中国经济与一系列其他国家同时减速，而中国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因此，要回归潜在增长率，要从需求侧着眼，实施产业政策扩大投资，投资的结构安排则应着重于补足基础设施短板，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技术进步。

　　因此，，蔡昉提醒，应正视潜在增长率趋于长期下降的事实，并推进相关领域改革以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赢得改革红利。

　　他用日本的经验举例称：“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人口机会窗口渐渐关闭，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快速消失，政府不承认也不愿意接受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实，因而采取了持续刺激的政策，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在制造业没有投资积极性和借贷意愿，并且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派生性需求也表现疲软的情况下，过剩的流动性进入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甚至艺术品市场等非实体经济，最终积累起巨大的经济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