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热议——提速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郡县稳；郡县治、天下安。乡村善治与否，不仅关系着亿万农民群众的生活是否安定有序，也直接决定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根基能否稳如磐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如何持续激发乡村治理新效能？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热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为乡村善治建言献策。　

　　夯实战斗堡垒——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发展的主心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要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对此，代表委员们深有感触。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总支书记赵会杰说起这些年的基层工作，最大的感触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无论何时何地，基层党组织都是乡村发展的主心骨，在乡村治理之中，必须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党员在各项治理中积极主动地示范行动起来，这在乡村熟人社会发挥的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夯实基层党组织，人是最突出的因素。”全国政协委员、民革陕西省委会副主委、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杜海峰在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虽然有了进一步提升，但仍然存在因人口外流而选人难的“量”的问题，“首先要‘开源’，在人口分散地区设立党总支、联村党委，以大学生村官、包联干部等多种形式增加基层党组织的力量。同时还要‘挖潜’，建议针对参与乡村工作的党员干部设立‘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等表彰奖励，激发基层干事创业的热情，鼓励优秀的人才留在乡村、建设乡村。”

　　“高质量的基层党建方能引领村庄的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深有感触，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第一线，既要能带领村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还要善于抓好乡村治理，既要懂得经营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又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但目前村干部选拔渠道，并不能完全满足乡村治理的需求，也没有形成一套标准化‘流水线’。”为此，他建议将村干部的培养起点前移，在高校设立村干部专业或学院，通过定向选拔、定向培养的模式，快速打造一批既有专业知识、又具备一定实践经验的村干部，“让足够的人才为基层党组织蓄能”。　　

　　建设数字乡村——　　

　　下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棋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智慧健康小屋可以一键提供个性健康建议方案；安心游、安心停、掌上公交等智慧交通系统实时反映着余村所有的道路情况；通过“乐居余村”小程序，村民可以尽情享受“云端未来社区”。这样的生活场景往往让前来参观旅游的城市居民“只慕‘乡村’不羡‘城’”。

　　“我们致力于打造‘未来乡村’，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便捷的、科学的、高效的。”全国人大代表、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

　　做好了数字乡村的建设，掌握了改变乡村治理生态的有效工具，下好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棋，但其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襄汾县古城镇关村党支部书记王晋刚告诉记者，大规模的数字乡村建设，势必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技术、设施设备、人力，这需要大力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调动大量的高新技术等资源向广阔的农村集中。但目前，不管是各地、各部门，还是农村，数字化建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现象，导致了各个数字系统之间存在着隔离和鸿沟，不能综合有效利用。

　　他建议，数字乡村建设应从国家层面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统一整合各方资源，构建“全领域、全天候、全要素、可视化”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形成集实时监测、快速预警、主动预防和决策指挥于一体的乡村振兴运行管理中心，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是关键。”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重庆市委会副主委、市民政局副局长邓琳说，要统筹考虑乡村区位、产业、人口、公共服务等情况，科学编制村庄规划，合理确定村庄发展规模和功能定位，“在这个基础上搭建的智慧村务管理和服务平台，才是真正有效的乡村治理‘数字化’。”

　　作为数字乡村的先行者，汪玉成还有更长远的想法，要通过搭建“网上议事厅”等平台，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实现在线议事、在线监管，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渠道。用数字技术赋能智慧乡村建设，构建智慧化的农村治安、交通、医疗等系统，让群众生活便捷，也为基层干部减负，“我们要依靠‘数字’，看到乡村未来的模样。”　　

　　推进三治结合——　　

　　不断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什么？代表委员们认为，“说到底，是让老百姓满意。”

　　在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着更多向往的今天，要着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乡村成为宜居宜业的和美家园。

　　“及时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关键。”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党支部书记樊九平说，要实现“矛盾不出村”，调解是化解基层矛盾的好方法。“加强村民自治，，就要不断提升他们的自治能力。”他建议进一步创新调解的方式，从村民中培养基层调解员，同时成立专职的农村基层调解机构，让农民的纠纷矛盾不出村就能解决。

　　既要春风化雨，也需“有规矩，成方圆”。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岐厝村党支部书记曾云英认为，在乡村治理体系中，法治要下沉至乡村一级，组织专门的宣讲队伍把事关农民群众权利义务、事关基层社会稳定和农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联系紧密的法律法规，作为重点内容深入宣传。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族乡党委书记雷燕琴说，积极推动农村党员网格化管理，不仅有利于化解基层矛盾，更是以德服人，教化乡风的有效途径，“由网格员挂点联系10至15户群众，宣讲党的各项政策，解决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网格员在党员与群众之家架起连心桥，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可以极大提升群众的生活便利指数，带动群众共同构建文明和谐的乡风。”

　　“十里不同天，村村情不同。”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广平县南阳堡镇后南阳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建广坦言，2018年刚刚担任村主任时，他在乡村治理方面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村内没有产业，村民没有稳定的收入，对村“两委”班子比较抵触。

　　“我们这5年通过发展乡村产业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了，如今村内的人居环境、村容村貌、村集体经济以及村民福利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提升，村民对村‘两委’班子十分信赖，乡村治理也水到渠成有了质的提升。”王建广说，“乡村治理也许并没有统一的模板可以简单复制，归根到底是以心换心，治理得好不好、满不满意，咱得让老百姓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