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湘北会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九战区于一九三八年武汉战役时成立，辖赣西、鄂南和湖南全省，由陈诚任司令长官。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薛岳代理陈诚的司令长官。
    一九三九年夏，南昌失陷后，九战区对日军进犯长沙的企图作了如下估计：
    （一）日军将以主力使用于岳阳、通城方面，其重点将保持于左翼（即新墙河上游―汨罗江上游―平江地区―浏阳以北地区相连之线上）向长沙包围进攻。这是基于日军的惯用战法（即包围和利用地障包围）和战场地理形势（即利用洞庭湖、湘江这个地障进行包围）来估计的。
    （二）在进攻长沙时，日军或将以一部兵力由江西武宁地区和高安地区向西进攻，，以策应湘北主战场方面的作战。
    第一次会战发生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上旬。
    会战开始后，代司令长官薛岳让参谋长吴逸志率领长官部非作战单位、非作战人员，撤到耒阳，只留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和一部分必要人员，在长沙组成指挥所。至日军渡过汨罗江后，这个指挥所退到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学校内指挥作战。
    湘北临湘、岳阳地区为日军第六师团。会战开始前，又由其他战场调来第三、第十三师团的主力和炮兵、工兵、战车、汽艇等部队。在湘北方向的我军，为十五集团军关麟征所指挥的五十二军、三十七军、七十九军和王剪波游击纵队。会战开始后，又增加了七十军。湘北日军于九月十九日开始进攻。我十五集团军在新墙河以北前进阵地、新墙河阵地、新墙河至汨罗江中间阵地，以及新墙河至湘阴的江防阵地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抵抗。有的部队为了争取时间消耗敌军，有的为了掩护友军占领或撤出阵地，作了坚强的防御，有一定的牺牲。如五十二军守备新墙河前进阵地金龙山、笔架山的赵公武师胡春华营和覃异之师史思华营，当日军以步兵、炮兵、战车、空军协同进攻时，屹然不动，与阵地共存亡，为会战争取了时间。九月底湘北日军进至捞刀河地区。十月初命令控制部队第四军、七十三军、暂二军和十五集团军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反攻。由湘北到达捞刀河的日军旋亦北移，我军跟踪追击，至十月十日恢复了原阵地。
    此次会战，我军是逐次抵抗，且有既设阵地可供利用；日军是攻者，常暴露于我阵地之前，其伤亡不会比我军少。
    第二次会战发生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中旬至十月上旬。
    会战一开始，薛岳又将长官部非作战单位和非作战人员撤到耒阳去了，而以参谋长吴逸志、高级参谋饶少伟、参谋处处长赵子立和一部分必要人员组成指挥所，留在长沙。至日军渡过汨罗江迫近长沙时，指挥所退到了朱亭。
    原在湘北岳阳与鄂南通城方面的日军，为第六师团、四十师团、三十三师团主力。在会战开始前调来的有第三、第四两个师团的主力、十三师团一部、独立十四旅团主力、独立十八旅团主力。临时调来的还有炮兵、工兵、汽艇、伞兵等部队。在这方面的我军，为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所指挥的第四军、二十军、五十八军、三十七军和王剪波挺进纵队，随后又增加了二十六军。会战于九月六日开始。
    日军一部从六日开始，进攻我新墙河前进阵地。经我五十八军反击，日军又退回原阵地。从十七日开始，日军大举向我新墙河、南江桥阵地五十八军、二十军、第四军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此时战区指挥所有两个分歧的意见：一个意见认为只有死守，才能争取时间，不能一战即退。另一个意见认为只有按计划进行逐次抵抗，才能争取时间，保存力量，有利于尔后的决战。结果是照前一个意见执行，不到三天，守军就被日军打垮下来。杨森只好将这三个军的残部收容于梅仙、平江以东山地整顿。
    在新墙河、南江桥阵地将要被日军突破时，我们不得不迅速部署汨罗江地区的作战。这时，指挥所内又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要将刚由江西开来平江附近的二十六军和原在汨罗江南岸的三十七军占领铜官至湘阴的湘江东岸和湘阴至浯口的汨罗江南岸之线，坚决拒阻日军的进攻；以战区直辖炮兵在浯口地区占领阵地，支援汨罗江南岸的作战；将战区控制部队第十军推进至金井一福临铺线策应作战。另一个意见，认为前一个意见是最危险的意见，必须按照作战计划“争取外翼”的要求，将汨罗江抵抗线向东延伸至三眼桥，在日军向我进攻时，以空间换取时间，向捞刀河地区实行逐次抵抗，保证我右翼不受日军的包围；炮兵部队要使用于岳麓山；第十军要向长沙市区方向进出，与日军争夺外翼，这样来争取时间，等待后续部队的到达，再行决战。但结果仍是实行前一个意见。很快，第二十六军被日军包围于浯口地区，伤亡严重，失去了战斗力。第三十七军在汨罗江南岸占领阵地时，被日军击破。第十军到达金井及其以西地区，大部分一师一师、一团一团地拨归三十七军阵沛指挥，均被日军击破，向南溃退。第十军军长李玉堂最后率兵一团被日军包围于孙家桥，乘夜突围南遁。这样，汨罗江以南二十六、三十七、第十这三个军没有发挥应有的战斗力，而一败涂地。幸炮兵撤退得早，未受损失。
    当日军在九月中旬之初突破汨罗江，正要南下时，我两个战斗力较强的生力军到达战场。一个是七十四军王耀武部，由赣东开到了浏阳以东地区。一个是七十九军夏楚中部，到达长沙以西地区。这时候，对怎样使用七十四军这个问题，指挥所又发生了两个分歧更大的意见。一个意见要将七十九军守长沙和捞刀河下游，重点保持于长沙；将七十四军使用于捞刀河上游，重点保持于沙市街。一个意见认为那是要命的意见，必须按照作战计划“争取外翼”侧击日军，将七十四军停止于浏阳地区。日军南进，我军西击正好打上日军的侧背。如七十四军拉到沙市街，则是我军西进，日军南击，正好打上七十四军的侧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胜败之机，不可不察。但结果仍是认为保长沙要紧，坚决执行前一意见。果然，七十四军于长途行军之余，疲惫不堪，被日军纵兵一击，打得落花流水，向南溃退。第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逃到衡阳，长官部指挥所撤到朱亭。二十七日，日军在长沙降落伞兵，二十八日到了捞刀河和长沙。正在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时，奉命守长沙的七十九军忽然传来捷报，日军于三十日由长沙和捞刀河撤退了。奇怪，日军为什么要撤退呢？这很清楚，日军是在进行“大扫荡”，没有空间目的，它后方没有建立安全的补给线，随军携带的弹药用完了，就要撤退。十月八日，日军渡过新墙河，双方恢复了原阵地。
    第三次会战发生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
    会战开始，薛岳让吴逸志率领长官部非作战单位，非作战人员撤到耒阳，只留参谋处长赵子立和一部分必要人员组成长沙指挥所。至日军进攻长沙外围工事时，这个指挥所便移到岳麓山进行指挥。
    湘北岳阳地区，鄂南通城地区原有的和新调来的日军有第六师团、四十四师团一部、第三师团主力、四十师团主力、独立十四旅团一部和炮兵、工兵、战车、汽艇等部队。在这方面的我军，为杨森所指挥的五十八军、二十军、三十七军。这方面的日军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进攻。我军利用新墙河、南江桥前进阵地，新墙河、南江桥阵地，汨罗江前进阵地逐次抵抗，迟滞日军的前进。尔后五十八军、二十军转移于平江以东山地，三十七军转移于平江以南地区。日军到达捞刀河地区，战区以直辖部队第十军固守长沙，以炮兵在岳麓山占领阵地，支援第十军作战。日军元月一日开始攻长沙。经过长沙前进阵地、外围阵地、核心阵地的战斗，逐堡逐屋争夺，至最激烈时，我第十军的炊事兵、饲养兵、号兵都参加了白刃战，终于保住了长沙核心阵地。当日军正向长沙攻击时，战区以杨森指挥的五十八军、二十军由汨罗江以南，以王陵基指挥的七十八军、三十七军由平江以南，以罗卓英指挥的二十六军由浏阳以北，七十九军于浏阳西南，战区直接指挥的第四军于株洲以北，七十军、七十三军暂六师于岳麓山以北渡过湘江，九十九军于临资口渡过湘江，向长沙及其外围地区的日军进行猛烈的球心攻击。日军攻击长沙受挫，又陷于重围，遂仓皇撤退。我南面各军向北追击，东南各军向西侧击，北面各军向南迎头截击。特别是五十八军、二十军方面的战斗最为激烈。日军夺路北行，发生了激烈战斗，在道路两侧的每个山头和村落都反复争夺，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者数次。其激烈的程度，不亚于长沙核心工事的争夺战。日军独立第九旅团南下接应北退日军，亦被击破。到元月九日，日军才退过新墙河，我军恢复了新墙河和南江桥的原阵地。
    第四次会战发生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即长衡会战的前期。
    会战开始，薛岳和参谋长赵子立率一部分必要人员组成指挥所留长沙。其余非作战单位、非作战人员撤往耒阳。这个指挥所于日军渡汨罗江后移岳麓山指挥。薛岳于东线日军向浏阳进攻，西线日军向益阳、宁乡进攻，正面日军迫近长沙时，由岳麓山去耒阳，随后撤到郴县。
    在湘北岳阳、鄂南通城方面的日军（即参加会战的日军）其兵力番号如后文所述。会战前在新墙河、南江桥及其以南地区的我军为杨森所指挥的二十军、三十七军、四十四军，在临资口、沅江、益阳地区担任湖防的我军为九十九军、七十三军。
    在第四次会战前，九战区对于敌情判断和作战指导，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湘北、鄂南集结庞大的日军，长江中游南北两岸日军到处抓�向湘北、鄂南输送，湘北、鄂南日军占领区，到处禁止行人通过。看情况比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集结的兵力都大，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特别是抓这么多的民�干什么用，值得考虑，这不是“扫荡”，似有空间目的。大敌当前，九战区必须依情况重新确定作战方针，做好作战准备。第二个意见认为：日本太平洋战场处处需要兵力，决不会再向中国战场增加兵力发动进攻。第三次会战后，日军不敢再攻长沙。至于抓民�，更有一个“妙论”，说是“到南洋去做工的”。一不研究情况，二不整饬战备。笔者正在焦虑中，恰巧副长官王缵绪要到重庆去，我请他将上述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建议说：“日本海军不能保证其太平洋交通线的安全，现在我们虽不敢判定，但日本或许有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可能。果尔，除了第九战区的兵力以外，似宜调集第六、四、七第三个战区的兵力，准备在衡阳与日军决战。”因为我认为，靠九战区一个战区的兵力在长沙决战，是没有胜利希望的。
    在会战之前，对日军集中的兵力不可能知道全部番号。在会战中逐步了解到，日军在这次会战中使用于岳阳、通城方面向南进攻的兵力计有第三、十三、三十四、四十、六十八、一一六师团，独立十七旅团和炮、工战车部队，海、空部队，总计不下二十万人。这样，日军的兵力和部署变了，我们的兵力未增，部署未变，仍然按第三次会战的模式进行作战，把古人说的“战胜不复”这句话忘掉了。
    日军这次进攻，在初期先采取钳形攻势，其东线于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六日左右先后击破我新墙河线、汨罗江线、金井~社港线之四十四、二十、三十七、七十二、五十八军，正向浏阳前进。其西翼于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六日左右，破坏我洞庭湖封锁，击破我九十九军、七十三军，攻战沅江和临资口，正由这两个地区向益阳和宁乡进攻。
    薛岳由岳麓山去耒阳后，我认为按当时情况，在东西线作战对我不利，与第三次会战状况完全不同，长沙只应做为一个持久的防御线来迟滞消耗敌军，以利于尔后衡阳的决战，不应死守。但受命守长沙的第四军以两个师守长沙，一个师守岳麓山。我不同意，认为应以一个师守长沙，两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失守，长沙难保，守住了岳麓山，就是守住了长沙。我命令第四军调整部署，张德能打电话给我说：“长官走时，未让我归你指挥。长官让我把两个师放在长沙，一个师放在岳麓山，我不敢变更。”我当时就打电话给在耒阳的薛岳，问：“我留在这里是否指挥第四军？”薛答：“你不指挥。”这一下子，我气得打哆嗦。我认为看房子可以派副官，联络可以派参谋，把我放在长沙，究竟目的何在？我要电话向重庆报告这种情况，但电话要不通。恰巧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率七十九军、七十四军、一百军前来支援长沙作战，在途中打电话问我长沙的情况。我除将情况告知他外，并说明我留在岳麓山，既未履行参谋长的职权，又不能指挥长沙守军，以后九战区作战好坏，我不能负责任，要王将此话报告蒋介石。这样我还不放心，当第三战区副长官兼吉安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打电话来问我长沙的情况时，我又将对王说的话对他说了一遍。打过这两个电话之后，很快，岳麓山对外的电话都不通了。
    东线日军在浏阳地区阻止我东线部队西援长沙，西线日军由沅江下益阳，由临资口下宁乡，阻止我西线部队东援长沙。正面日军于六月九日开始渡捞刀河南进，阻止我后方部队北援长沙。六月十日，发现日军一万余人在靖港登陆。十一日，又发现日军约二万余人由三汊矶登陆。这两部日军直攻长沙和岳麓山。湘江开放后，日军运来炮兵甚多，压制了我岳麓山炮兵的火力。至十七日，岳麓山外围阵地均失守，长沙核心阵地也有一部被突破，这一天的战斗十分激烈，情况十分危急。是晚，张德能同我在电话上研究当夜和翌日如何作战。我说：“我早就主张把重点放在岳麓山，还可以多打几天。”张说：“现在变更部署如何？”我说：“我不指挥你，我不能决定，我只建议，由你决定。你认为能变更过来时，你就变更好了。”当夜张德能变更了部署。日军乘夜进攻，以汽艇和火力封锁了江面。第四军主力渡江部署发生了紊乱，过了江的少数部队未能在岳麓山及时占领阵地。十八日日军猛攻，岳麓山阵地全部崩溃。在岳麓山占领阵地的炮兵第十四旅破坏了大炮，也同第四军一起溃退。我同指挥所的几个人率一个手枪班向南突围，追上张德能，建议他赶快收容部队向岳麓山以西打游击。张说：“你看，部队收容不起来，怎样打游击！”
    我回到郴县，薛岳对我说：“委员长让张德能去重庆报告作战经过，你同他一起去吧，帮助他作好这个报告。”我到桂林会同张德能到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当即把张逮捕下狱，并对我说：“薛长官有信来，告你协助张德能守长沙不力，你也得找保在外候审。”军委会派军令部长徐永昌为审判长审理此案，签判张德能徒刑五年。蒋介石批示：“张德能判处死刑。至赵子立既未负指挥责任，应勿庸议。”此案遂告结束。

 摘自《岳阳文史》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