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潭门镇闯海人的故事
正在为出海做准备的潭门镇渔民们。
一名渔民站在即将出海的03889号渔船前。
守家的渔嫂。
渔民后代、柯维进的儿子使劲对记者笑着挥手。
5月底,记者到达海南省潭门镇中心渔港。在渔港码头的加油站旁,并排停泊着两艘船。船上工人忙忙碌碌,他们即将出海,正在准备补给。
世代相传打鱼人
登上琼琼海03889号渔船,记者在一楼舱板的一个角落看到十几只活鸡,它们不飞不闹,悠闲地在被圈起来但并不封闭的甲板上“散步”。
船头是渔民出海前上香拜海神的地方,每当祭神时,渔民便会杀鸡、点香、上饭、供上猪肉和酒茶,然后放鞭炮。在他们心里,这里是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外人并不被欢迎在这个地方随意走动。
二楼驾驶舱里,地上的角落有一个水泵,这是万一有海水进入用来往舱外抽水用的。几个铁皮饼干筒里盛放的是大米。一个大约25英寸的彩电,放在船员住宿的差不多90公分高的卧舱里。
“这是用来看录像的。”渔民柯维进说。聊起家事,他眼望着船头说:你知道六年前那个事儿吗?我们遇到了某国武装船只的抢劫,其中一个被打死的就是我亲弟弟,当时他刚刚19岁。
本来家里哥儿俩,现在父母膝下只剩下柯维进一个。今年29岁的柯维进,家里祖祖辈辈都是渔民。
涉及家事,柯维进不愿多谈:“你一会问我爸爸吧,他去打吊针,一会就回来。”家里的事情一般由家长谈,这也是这儿的渔民尊重一家之长的表现和习惯。
柯维进所说的事件发生在2006年。当年的4月27日,琼海渔民在南沙海域遇袭,4名渔民死亡、3名渔民受伤。死亡的四人其中一位就是柯维进的弟弟柯维喜。同在船上的柯维进说,抢劫者上来先把通讯工具搬走了。
聊天中,柯维进的父亲柯洲轩来到驾驶舱。1954年出生的柯洲轩说话稳稳的。他6年前在船上眼看着自己的小儿子被枪击中,在自己的怀里死去。面对渔民柯洲轩,记者尽量避免提起2006年这个字眼。
“现在没时间了,我经历了很多事,要说起来,和你说两天两夜都说不完。”5月26日上午11点26分,即将出海的渔民柯洲轩对记者说。1975年就开始出海的柯洲轩,挥挥手走出驾驶舱。
中午船就要出发了。相邻的琼琼海01667号上的工人都在紧张地往船上装矿泉水和其他生活用品。
跳下琼琼海03889号,记者打听着找到位于旧县村的柯洲轩家。柯洲轩的妻子在家帮儿媳妇带一对孙子孙女。
1958年出生的她显得干净利索。她给记者搬来凳子,并告诉记者,以前她还种地、种辣椒,现在早已没多少地。她担心的是:将来会不会把地征完了?自己祖辈居住的这个村子还会不会存在?或者会搬到哪里去?她希望在这个村子一直住下去。
每当丈夫和孩子们出海去,她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丈夫的哥哥还住在村里老居,她家现在居住的位于潭门镇旧县村加潭街的房子是1995年新盖的,上下两层楼。
娘家就在几里外的草堂村,也是渔民世家。她告诉记者,家里四代渔民,婆婆就是打鱼的公公从南洋带回来的媳妇儿。
以前,琼海渔民驾驶帆船往返于西南沙以及东南沙一带,犹如农民下田一样。老一辈儿到南沙捕捞,为了安全,都是两条船以上联帮,一起起航到南沙后分开作业,再约好会合地点,然后把在南洋市价较好的公螺壳、白尼参等集中在一条船上,运去南洋卖个好价钱。
“南沙啊,黄岩岛啊,我老公经常去打鱼,海风季节就不会去了。”柯洲轩的妻子说。从这里到南沙需三天三夜,到西沙需一天一夜,每次出海回来的日期都没准。
黄岩岛是中国中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水面的岛礁。提起近来的黄岩岛事件,来串门的邻居、60多岁的钟德兰很是窝火,她对记者说:“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打鱼为生!”她的两个儿子近日刚从黄岩岛回来。
丈夫出海后,和其他女人一样,柯洲轩的妻子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看天气预报:“现在比较准,所以不像以前那样很担心了。”有事时,就去船长家里用对讲机和船上的丈夫对话,船上的对讲机也可以直接打到家里座机上。
现在都有了卫星定位导航系统,不像以前的老船民,在夜里都是靠着北斗星找到回家的路。过去,凡是去西南沙群岛的琼海船长和准船长,每人手上都有一本渔民创作并传抄于世的《更路簿》,记录着东南亚沿海一带关键航点之间的航向和航线。
闲聊中看了他们家相册,相册上大儿子和儿媳妇幸福的结婚照让人愉悦。眼前是可爱的上幼儿园的孙女和正在牙牙学语的孙子,一屋子都是儿童玩具。记者始终没忍心问她小儿子的事情。门口几只母鸡悠闲地觅食,临街门口几米外是几位躺在绿树间吊床上聊天的老渔民。
告别时,柯洲轩的孙子突然在奶奶怀里咧开只有两颗门牙的嘴,使劲笑着挥手。
渔船里载满百年海上故事
5月28日上午,记者在距离潭门镇半小时车程的欧村村委会欧村小组,见到了黄秋曼。快到腰际的马尾辫梳在脑后,她爽朗地谈起自家生活:“也就是个中等收入啦,家里就三辆破车,一条渔船,一个冷饮店。”她给记者拿来几罐王老吉:“大老远的,赶紧喝点水吧。”
黄秋曼看起来也就40岁的样子,可实际年龄已经50岁了。她口中的三辆“破车”停在家门口:一辆黑亮的“东风日产”,一辆拖拉机,还有一辆三轮车。而那辆雄壮的摩托车没算在她的“破车”之列。
女儿在家中临街开了个冷饮店,家公和家婆分别90岁和87岁,现在还什么活儿都干。“我家公一辈子打鱼当船长。”黄秋曼说。
5月15日到7月30日是休渔期,所以现在家里人并不是很忙。等到了冬季会有马鲛鱼打。海南人比较喜欢这种鱼,请客送礼一般都用这种鱼。黄秋曼说一到冬季很赚钱。
丈夫的弟弟除了和丈夫平时当老板经营一条几十吨的渔船外,也在休渔期去捞鱼草。黄秋曼对记者说:“我们闲不住的,习惯了。小叔子一年光捞草就这三个月也可赚到6、7万元。”
在这里,以前都是男人出海。新中国成立前,黄秋曼丈夫的爷爷只有一条小船来养活全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渔业公司集体船当了一辈子船长,如今已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我老公18岁就当渔民,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打鱼。20年前也是给集体公司当船长,一个月给42斤大米,其他就是根据打鱼多少来提成。”
“后来渔业公司解体了,在渔业公司的爸爸、弟弟和老公都没了工作,就自己干了。1996年开始,弟兄俩合伙买船当老板,雇了6名工人。除去一万多元的工人工资,每年维修船只需花个几万元,再有剩余,就都是自己的了。”
黄秋曼的老公一年可收入几万元,年轻的时候喜欢去黄岩岛打鱼,每次去单程需三天三夜才能到达,一去就是一到三个月。现在,黄秋曼更希望他在家附近一点儿的近海作业。离家门口20米多一点就是市场,离海边穿过椰子林一共不过200米,丈夫打鱼回来也不用担心销售问题。
黄秋曼自己因容易晕船,所以在家养鱼,伺候两口鱼塘,每天都要去捞“泡泡”。一年下来比老公挣得也不少。她还是这个村子里的“中心户长”,上面搞培训、活动之类的都找她联系,她再通知小组里的其他户。旁边的人笑言:“黄秋曼在村里的影响力不小。”
站在海水边,记者冲正摇着一个小船划过来的王善利招手,希望给他照张照片,他很配合地面对记者摆好姿势。这里来来往往的渔民不会主动和陌生人打招呼,但如果你先打招呼,他们普遍都很热情。
草塘村大概有30~40只大船,王善利是其中一位船主。5月29日,他将开着自己60吨的船和石英维的船结伴出海去黄岩岛,今天正忙着给船加水加油。
今年刚49岁的王善利已经是一位有30年渔龄的老渔民了。“爷爷打鱼、爸爸打鱼、我打鱼,现在儿子不打鱼了。”王善利笑眯眯但语速很快地说,“儿子在哈尔滨理工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工作了。”
四代同堂在潭门镇不鲜见。旧县村委会的石英维今年56岁,已经有20多年海上作业的经历。他兄弟四个,三个都以打鱼为生。90岁的爸爸曾经是读书人,新中国成立前也跟着爷爷打鱼,靠风靠摇,驾着一只“篷船”能跑到新加坡打鱼。
爷爷、爸爸那一辈儿,打回来的东西还要跑去南洋或本地卖掉。如今销售不再是问题,直接有收购船,且没有任何强买强卖的事情,所以“不怕卖不掉,就怕你打不到”。
每次出海,除了违法的、国家保护的,“什么都抓!”每天5点钟起床的石英维,走起路来轻快而敏捷,常年被海风吹得看起来有些干瘦。
当记者问他:几十年在海上印象最深、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石英维脱口而出:“海上想什么?当然是想念老婆喽!”
晌午,烈烈的太阳下,渔民王小弟一边和同伴整理渔网,一边头都不抬地说:“世上最苦水上人”。
平常每天上午差不多11点,王小弟开始做下午出海的准备工作,一般一直要干到下午5、6点钟出海。由于船小,也就只能在近海作业。直到晚上11、12点回家。然后就在港口的餐馆里喝喝酒聊聊天。
来自临水的渔民王小弟26岁,有5年出海打鱼经历。每天出海前,他要和同伴把46个渔网连在一起理顺,这样出海时,他们就可以布下差不多2海里长的“网线”,等待鱼儿进网。
王小弟的同伴几乎无话,一直默默干活,偶尔点上一支烟叼在口里,只告诉记者:“我是个孤儿。”
坐在王小弟的船附近,我头上一阵阵“咔咔”的响声穿过,头顶大概10米高处,一根管子从马路对面的楼房中直通到港口中。王小弟告诉记者,那是冰块从对面的制冰机中正传送到船中,“这叫‘碾冰’,为出海船只保鲜用。”
潭门中心渔港里还有一个渡口,花一元钱就可以连人带摩托车通过渡船到达对面的日新镇。
渔民每天来来往往,这里的日子规律而平静。而在距离渡口几十米外,有一个外来渔民村,居住者因潭门镇渔业而来,打鱼、收购、编织渔网……靠海吃海。
令人钦佩的渔家女性
13点57分,一艘渡船徐徐靠岸。
依靠打鱼,潭门镇形成了一个以渔业为主发展起来的小经济圈。娘家在潭门村的丁姓妇女和丈夫在潭门镇渔港开了一个海鲜饭店,生意兴隆。
每年端午节前夕,在家的妇女们便满怀欢喜地期待着这个节日的到来,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丈夫们在西沙作业,他们会赶在台风季节到来之前返航回家。
如今船上都有自动导航系统,也有自动操作系统,还有海事船巡逻,所以渔民们危险性要小的多得多。
时光回溯,每家的历史故事里,都有一段亲人遇难的故事。老人们讲,上个世纪初尤其如此。那个时候船上没有通讯设备,只能听天由命。每当西南沙的噩耗传来,潭门渔村便凄凉一片。
得益于来自潭门镇一位渔民后代的帮助,记者拿到了一本出生于当地的郑庆扬先生所著书《蓝色的记忆》。郑祖辈生长于潭门镇文教村,自己也曾是渔民,现为琼海市文联秘书长。
他的书中记载着一首古老的哭夫谣:“夫阿夫,送夫送到海隅坡,船上惜别四眼看,眼送夫船天边去,西天有知驾魂回,妻儿灵前欲断肠。”
虽然渔岛妇女平日里主要在家从事家务劳动,但关键时刻她们“巾帼不让须眉”。
1957年1月,海南岛琼东县(今琼海市)沿海的潭门和青葛两地组合成立了潭青乡政府。当年4月,副乡长郑有轩组建“西南沙开发队”共28名队员前往西沙,其中女性16名。
渔民印象中,这是海南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渔家妇女直接参加西南沙建设。开发队购买黄牛、小猪、山羊等运到西沙永兴岛,还在岛上种植了100多棵椰子苗,在东岛种了300多棵。当时才15岁的潭门村姑娘郁振花被安排放牧牛羊群。如今,经过当年繁殖自由发展的野牛,成为西沙群岛最引人注目的牲畜。
1958年12月,郑有轩又组建了“潭门西南沙渔业公司”,下设“妇女队”,由65名妇女组成。妇女队在永兴岛拓荒种植甘蔗、瓜菜等,同时从事畜牧业和饲养鸡鸭,满足在西沙的渔民生活所需。
“这里的女人很让人钦佩,男人出海,家里照顾老人、小孩上学,家务甚至田里的活儿,都是这些女人来干。”边防军派出所的干警说。
军民“渔”水情
和潭门镇渔民聊天时,他们不时提到当地的边防军:“我们和边防军关系很好,他们很关心我们”。
“一位渔民在海上因为深水作业遭受水压太大,引发疾病去世了,我的战友前两天刚刚去慰问了家属。”黄国孝上尉是潭门镇边防派出所的一名军人,接到渔民电话马上出发是他和战友们的常态。
他们把500本便民簿发放到渔民家属家里,上面有他们干警、卫生院、学校及各个村民家中的电话,以及各种注意事项。这给留守的渔民家属编织了一张“救助网”,家属们有什么事情也乐于打电话。
派出所的符史宝当兵12年,一直没离开过潭门镇,他负责的工作之一是及时发布气象情况。有特殊气象,不管白天黑夜,他都会通知到在外作业的渔民们和渔民家里。渔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我们的气象台台长”。
从潭门港出海的渔船,所谓远海作业,一般指到中沙群岛、南沙、西沙和东沙去捕捞。
去远海作业的潭门港渔船往往结伴而行,短则三月长则半年。这一走,镇上、渔民家里几乎都是妇女儿童老人,也就是黄国孝战友们口中的“三八六零九”部队。
镇上95%的家庭以捕鱼为生,老人和妇女基本都闲在家中。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边防派出所的干警积极走访辖区内外多家制作贝壳手链、项链加工厂的负责人。
潭五村渔民王健船长因发大水救护船只而遇难,他的妻子在干警帮助下,为村里的小作坊加工手工工艺品,除了打点家务,每个月还可挣到1200到1500元。
干警们每个月每人还捐出20元建立救助基金。他们把爱人出海意外身亡的孤寡妇女登记造册,定期帮扶。每到晚上,在写有潭门镇中心渔港大石头前的空地上,妇女们便会跳起健身舞。她们告诉记者,这是派出所为她们建立的健身俱乐部的内容之一,平时还组织打打羽毛球等活动。
所里的干警们还建立了“无助儿童救助基金”,帮助有困难的家庭儿童。如今经过他们救助的孩子,已经有一位考上大学,一位考上了中专。这方面的活儿,干警甘传淅经手的多,所以,聊起每户渔民家的情况,他也是如数家珍。
黄国孝的战友们经常会接到电话:哪个怀孕的媳妇要去医院啦,谁家的小孩发烧了……派出所接到电话便派车去送,基本上都是急活儿。
2010年10月5日半夜里,一位孕妇打来电话说快生了,派出所干警立即出动。
“真悬啊。”黄国孝还记得,当时刚把孕妇送到医院五分钟孩子便出生了。有时,甚至别的辖区群众也会打电话给他们请求帮助。
渔民出海一走,儿童教育就成问题。边防军的干部一般都是大学生,他们看不得渔民的孩子学业荒废,于是经常去到渔民家里聊天,谈谈孩子教育。当地渔民大都十几岁就上船,有的渔民对一些违法犯规的事情也并不知晓,对此,干警们也有针对性地加大相关宣传力度。
其实,派出所边防军的主要工作是为出海渔民办证、管理、检查等,但为民服务也成了他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和家常便饭。
5月28日上午11点钟,黄国孝要去查船了,因为有船要出海。只要出海或者有船作业归港,他们都要上船检查。
12点50分,在港口边一家餐厅凉棚下,记者看到,琼琼海05061号渔船徐徐驶出港口,驶向南沙,后舱悬挂的五星红旗随风飘动。这是黄国孝刚刚检查完的渔船之一。大概经过60个小时,它将抵达南沙,“将在北纬12°以南区域进行作业。”黄国孝说。
因为处于休渔期,距岸边50米外,四艘20-30吨的灯光船盖着帆布静静停泊着。由于这种船依靠灯光聚集鱼群,所以现在属于禁止捕鱼之列,它们得等待三个月后的休渔期结束才能再次出海。(本报记者 耿兴敏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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