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说起我读《日本论》

吴兴文

大家知道辛亥革命与日本有关，而且得到日本财阀的赞助。特别是革命成功后第二年孙中山出访日本，戴季陶作为孙氏的日语翻译和机要秘书，与日方政要多所接触。戴氏《日本论》的书写背景，除留日的经验外，和参与这次出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论》首次发行至今，虽已近九十年，但不乏真知灼见。总比一味反日，一味哈日，高明得多。

戴氏于1913年2月11日随孙中山访日，以东亚同文会为首，包括日华协会、东邦协会、外务省吏员团以及东京商业会议所为中心的实业团体、日本银行、三井银行为之盛宴款待，大仓组等方面都作欢迎准备。时任袁世凯顾问莫里循写信给英国友人：“他（孙中山）受到桂太郎、松方正义、银行界首要人物，以及宫内省高级人员和内阁大臣的接待，并受到除王公以外从未给予的任何国家代表的隆重礼遇。”直到3月20日宋教仁遇刺，才于25日回国。

对于今天日本的茶道和花道，《日本论》中指出：“日本信仰生活产生尚武的风气，而艺术生活产生平和的风习。”又说：“‘茶道’和‘插花’两种特殊艺术的流行，并且是专为打消武家杀伐的习性，化干戈为玉帛起见，这是历史所明白告诉我们的。”但是自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日本社会尚武最盛的时候，在东京一处，同时有三万余人，进入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师范、速成陆军学习，样样都速成，便能很快地学到赚钱、赚地位的法术。

戴氏在最后一章结束处语重心长地指出：“一般来说，我觉得日本社会风纪，比之中国的苏州、上海，只有良好，绝不有腐败。而他们的贞操观念，不是建筑在古代礼教上，而是建筑在现代人情上，也较中国自由妥当的多。”我们指责日本人有礼仪无教养，而我们自己却不知反省，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今日我们这些区域的繁荣，早已吸引日商大量投资，已非昔日落后的面貌，除了注重应有的社会风纪外，更要建立商业道德，恢复泱泱大国的风范。

关键在于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自信，《日本论》中指出：“我们看得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是它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是在它的自信力。”又说：“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义都不能救得它起来。”要救中国，就要把中国的自信力恢复起来。日本维新成功的最大元素在于：“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

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不但要“知日”，更重要是以固有的文化为依托，去芜存精，重建我们民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