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慰安妇蔡美娥：如不随叫随到就杀她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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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幸存者系列第10期-

【编者按】时值临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腾讯新闻推出著名民间调查研究学者、摄影家李晓方20年的调查成果——“幸存者”系列报道，涵盖慰安妇、细菌战、遗留化武、南京大屠杀、强制劳工、无差别大轰炸等受害幸存者的特殊人群，听他们亲口讲述自己所遭受的战争伤害，以及九死一生的经历。此为不可磨灭的证据。本系列共70篇，敬请关注。

蔡美娥，生于1927年，海南省琼海市龙江镇红星大队红森村人。

【自述】

我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刚13岁母亲就去世了，父亲身体不好，养不活我们姐妹兄弟，就把我送给我舅舅去养。14岁那年我就嫁了人家当童养媳。1941年日本兵过来后，我的命就更苦了。15岁那年的一天，日本兵到了我们的村子，把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抓去修路，我也被日本兵绑到石壁镇的炮楼里。炮楼里住着十几个日本兵，我被关在了炮楼里。一个日本小队长进来了，他上来就扒我的衣服，我不从，他就用脚踢我，用拳头打我，还用两只手拽着我的耳朵把我给提了起来。我咬着牙，忍着痛，就是不从。小队长非常生气，就叫人反绑着我的双手吊在树上。小队长拿着指挥刀在我的脖子上划了一条血口子，顿时，红红的血就流了出来，我当时就吓得昏死了过去。

我干净的身子给他霸占了。后来，我白天给他们修路，晚上就陪队长睡觉。一个星期后，队长就把我让给了那些日本兵，有时我整整一夜都被他们糟蹋。

公路修好了，他们就把我放回五里路以外的家。但日本队长把我和村长叫来，告诉我们，让我必须随时为他们服务，必须随叫随到，如不听话就杀了我全家，并叫村长立下字据。

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通过村长叫我到炮楼里供他们淫乐。我感到无脸做人，多次想自杀。但我想假如我死了，他们肯定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只有顺从他们。记得当时，村里和我同样遭遇的妇女有五人。

直到17岁那年，他们换防了，才不叫我了。而那时，我已经被他们折磨得骨瘦如柴，终身不能生育，落下一身病。我的老伴已经去世了，现在我跟养女一起生活。

【背景资料】

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占海南岛后，在海南建立了慰安所。当时，日军除正规慰安所外，还在据点、炮楼里和流动军营里建立临时慰安所，里面的慰安妇几乎都是海南本地妇女，这些妇女中汉、黎、苗、回等民族的都有。海南的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有三个特点：一是受害妇女来自汉、黎、苗、回等多个民族；二是这些受害妇女不但是日军的性奴隶，还是日军的劳工，被迫做苦力；三是她们的生存环境非常差。在所见到的受害幸存者中，大多穷困潦倒，重病缠身，无钱医治。

作者先后走访调查了约100位幸存慰安妇。2005年，作者第一次到海南调查，寻访到18名日军性暴力受害幸存者，其中汉族8人、黎族9人、苗族1人，最大的91岁，最小的78岁，除一人被强征到海口一家正规慰安所里当慰安妇外，其余17人全部被迫到日军临时建立的慰安所当慰安妇。2014年8月，作者再次来到海南看望这些受害者，结果当年作者见过的受害者，已有9人离开了人世，幸存的另外9人大都体弱多病，有的已卧床不起。

【作者简介】

李晓方，1971年生，安徽来安县人，1989年入伍，历任战士、政治指导员、新闻干事、浙江省级机关公务员。曾任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新华社《中国图片报》特约记者；现为哈尔滨社会科学院、湖南文理文院特约研究员，原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荣立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

为了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还原历史，珍爱和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费走上寻访侵华日军各种罪行的受害幸存者调查之路。近20年来，足迹遍及中国20多个省份及日本、韩国，先后寻访到各类受害幸存者1000余名。著有大型纪实画册《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世纪呐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

特别是他把浙赣地区发生的烂脚病论证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者，并得到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内外专家公认。国内著名细菌战研究专家郭成周教授认为：“李晓方的该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历史空白”。

李晓方的调查从没止步，如您有上述各类受害者的线索，菲律宾太阳网，请给他写电子邮件：490234646@qq.com；lixf199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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