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中国式“剩男危机”

性别比失衡问题，近年在中国广受关注。近日，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伊丽莎白?雷米克（Elizabeth J. Remick）等学者发表《不要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一文，经媒体转载后，引发广泛讨论。

这段时间以来，澳门娱乐城体验，有关“光棍危机”的话题甚嚣尘上。这样的担心也不算杞人之忧，因为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性别比失衡起于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之后一路飙升。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其中一些省份还长期维持在130，已严重偏离正常区域。有学者形象地预估，2020年左右，中国“剩男”规模将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其间的绝大部分将从“单身汪”成为“终身汪”。

媳妇成了奢侈品，找对象成了人生最大的竞争。这样的担心，自然不只是市井花边，更是公共议题。其实早在2002年底，《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两非”）的规定》就已出台，治理性别比失衡大幕开启。随后，“关爱女孩行动”、协作查处“两非”案件等行动，也算紧锣密鼓。不过，这些努力尽管未曾止歇，压力依然山大。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实现了自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但依然高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103至107的水平。

性别比失衡，在中国就是“男孩问题”。想尽一切办法生男孩，这是“光棍危机”背后的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严苛的生育政策不过是推波助澜，但绝非始作俑者。正因为多想要男孩，才会寄望通过人工手段实现夙愿。于此而言，查处“两非”固然重要，但诸多家庭骨子里的“男孩偏好”足以冲破制度的藩篱。为什么想要男孩呢？无非三个原因：一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从农耕社会走来，劳动力在物质匮乏年代是个决定资源配置的重要筹码。家有壮丁，才能五谷丰登。包括重农抑商等思维在内的价值取向，令“男丁情结”绵延不绝。二是养儿防老的习俗。在社会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是指望儿子、而非女儿，这就使得每一辈父母都指望生个儿子，而不至于晚年“老无所依”。三是歧视性政策的挤压。男女平等虽然是句老话，但在现实生活中，诸多不平等性歧视作为令女方父母备受打击。比如企事业单位在招聘中的性别歧视，文化舆论对男权社会的价值鼓吹……层叠下来，就是“生男好过生女”的错觉。

眼下，二胎政策适度弥合了性别比的失衡。不过，指望全面放开来解决中国媳妇问题，显然过于天真。来自卫计委的消息称，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共有145万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对办理了手续。然而，此前相关部门的预期是，“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已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当此背景下，指望生育政策调整来纾解“光棍危机”，可能远水不解近渴。

也许，唯有协同后顾无忧的社保制度、男女平等的权益落实，重构健康理性的生育文化，“剩男问题”才不至于当真成了大问题。（邓海建）

延伸阅读——————

外媒：不要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8月25日刊登《不要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一文，作者系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伊丽莎白·雷米克、独立学者卡丽丝·洛。

文章称，在过去10年里，中国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衡引起媒体关注：由于男多女少，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男子注定要独身，由此带来可怕的社会后果。中国的新生儿男女比例远远高于105：100的自然比率，流行看法是，这纯粹、完全是由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家长自古以来重男轻女，如果他们只能有一个孩子，那最好是个男孩。男女比例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约五年后的1985年左右开始失调似乎足以证明。这种说法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取消该政策将消除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衡。

但稍做比较就能看出这种流行看法是错误的。男女比例失调起因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说法通常有两个前提依据：单单这一个因素导致了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导致了新生儿男女比例失调。但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下降，那是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好几年前。而且，中国的邻国尽管没有实施这种严厉的政策，但在1970年也曾出现类似的人口出生率下降。

文章称，人口出生率下降也并非必然导致男女比例失调。日本的人口出生率约20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低的，但该国的男女比例始终保持在自然范围内。中国过去30年里的男女比例失调恰好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同步，这种巧合具有误导性。从更久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男女比例是在过去200年的很长时间内渐渐严重失调的。

文章称，独生子女政策本身有点用词不当，其实中国各地有三种不同政策。以汉人为主的农村地区实行“1.5胎”政策，头胎是女孩的家庭可以怀着对儿子的期盼生二胎。城镇地区执行严格的独生子女规定，贫穷的少数民族地区则限生两个孩子。

就男女比例失调程度而言，农村“1.5胎”地区（新生儿男女比例约为119：100）高于城镇独生子女地区（约115：100），限生两个孩子的地区（约112：100）最低。这些数字表明，转而普遍实行二胎政策可缓解但不能消除问题：中国的新生儿男女比例仍会高于世界上其他几乎所有地方。因此，流行看法有一定道理，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男女比例失调的唯一重要推动力。

文章称，流行看法的问题在于，它把重男轻女当成一个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认为中国人就是喜欢儿子。但重男轻女并非永恒不变的定律。刺激中国家庭生儿子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几经沉浮，与新生儿男女比例失调状况同步。因此，要使中国的新生儿男女比例正常化，就应当着手解决中国父母想生儿子的刺激因素。

重男轻女的诱因出现在四个领域：劳动、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祭祀活动、养老保障。在这些领域有强大刺激因素的社会往往男女比例失调。事实上，无论是从中国各地来看还是从各个国家来看，新生儿男女比例的差异与重男轻女刺激因素强烈程度的差异总是一致的。养老保障似乎是重男轻女的最重要诱因，与祭祀有关的诱因次之。

中国的新生儿男女比例在1960年之前失调，1960年至1985年间正常，1985年以后再度失调。在高度失调的这两个时间段里，儿子以全部四个标准来衡量都十分必要：下地劳动、财产继承、祭祖和养老。相比之下，在公社时期（约1958年至1983年）期间，生产活动社会化，财产归集体，祭祖活动遭压制，养老金由公社提供。家庭不需要儿子，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动力去杀死或遗弃女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男轻女的刺激因素在中国形成显著的城乡差别。在城镇地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是生父母家庭的重要经济支柱，因而能够为父母提供养老。祭祖活动在城镇不像在农村那么重要，而城镇女性也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和继承权。综合这些因素，城里人不像农村人那么渴盼生儿子。

文章称，日本和韩国的新生儿男女比例也随着重男轻女刺激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在整个20世纪，日本的重男轻女程度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不高。女性对家庭收入有重大贡献并享有平等的财产权，而且日本的养老金很丰厚。虽然在祭祖时最好有儿子，但日本的新生儿男女比例并未失调。另一个例子是，韩国的男女比例失调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急剧上升，但1995年以后下降。这种正常化恰逢韩国的婚姻家庭法规定，女性不一定要嫁入夫家，她们有同等的祭祖权利和责任以及平等的继承权。

文章称，纠正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需要共同努力减少重男轻女现象，着眼于造就重男轻女诱因的政策和制度。一味长篇大论地教导中国公民转变“落后”思想和习俗是不够的。（编译/何金娥）

“剩男”危机需从提高女性地位求解

改善分配制度、提高女性地位、夯实社会保障，再辅以生育制度调整，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剩男”问题有望逐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