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甲午前清政府“朝鲜方略”再检讨2

　　四、重构大国均势

　　不论是总理衙门模棱两可的答复，还是李鸿章比较清晰的思路，朝鲜1876年初在与日本进行云阳号善后谈判时很容易发现已经没有中国在背后支持，中国不会继续为朝鲜事务承担责任，甚至不会为朝日关系居间调解。失去凭借的朝鲜反而赢得了发展空间，再加上正在主政的闵妃系政治势力刻意要打败先前主政的大院君政治势力，而大院君政治势力的政策中心就是闭关锁国，于是借势发力，利用云阳号善后谈判的机会，日朝之间迅速达成《江华条约》，朝鲜以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进入国际社会。

　　

　　《江华条约》规定的开放路径，让朝鲜不太费力气地从闭关锁国中走了出来，就此结束朝鲜与国际社会自我隔绝的状态。朝鲜社会因对外开放获得了巨大好处，多少年来沉睡在地下的资源获得开采，造福于社会，近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开始在朝鲜社会生根、流行；甚至在思想文化层面，朝鲜人对世界的看法，对本国政治的看法，都随着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而改变。

　　当然，《江华条约》是日朝之间的条约，最大的获益者除了朝鲜，就是日本，自认为最大的受害者，或者说吃亏最大的，就是中国。不论是恭亲王，还是李鸿章等大臣，大约都没有预计到日本的力量如此巨大，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让朝鲜的面貌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力从反面刺激了中国，怎样重回朝鲜，或者说怎样让朝鲜重回“中国的世界秩序”，又引起中国政治精英的思索。特别是此时发生的琉球事件，更让一些中国人产生了莫名的危机感，以为如果一味放任朝鲜与日本走近，朝鲜最终结果一定像琉球一样，成为日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怎样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驻日公使何如璋此时正在参与琉球善后处理，他认为，要想维持朝鲜的体制，让朝鲜继续留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中，不再发生琉球式的悲剧，不是阻止朝鲜与日本的交往，让朝鲜重回封闭状态，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朝鲜对外部世界的开放，要让朝鲜不仅对日本开放，而且要向全世界全方位开放，要绝对防止朝鲜成为与日本铁杆盟友，当然也不能人为离间日朝关系，也不能让他们重新成为水火不兼容的敌人。

　　与何如璋的想法比较接近，国内许多人如李鸿章、丁日昌等都有类似的意思。丁日昌在向朝廷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日本吞并琉球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日本军事扩张主义的开始，这一举动意味着东北亚必将进入一个空前的危机状态，多则五年，少则三年，日本不南攻台湾，必将北图朝鲜。假如朝鲜重蹈琉球覆辙被日本吞并，那么日本，还有俄国，则极有可能将我东北视为下一个争夺目标，中国必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期。

　　丁日昌的分析深刻启发了朝野诸公，如何应对东北亚变局确实在考验着各位大臣的智慧。1879年8月26日，清政府选择了一个更大胆的方案，以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办法，责成李鸿章以私人名义致信朝鲜退休领导人李裕元，婉劝朝鲜主动并全方位变革。

　　李鸿章指出，世界大势在过去几十年急剧变化，东北亚局势也随着日本的明治维新进程而改变。日本崇尚西法，营造百端，自以为已得富强之术，其实国库空虚，负债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图，以偿所费。又由于日本所处特殊地理环境，其“有事四方”第一步，北则朝鲜，南则台湾。李鸿章劝朝鲜执政者认真想想，假如朝鲜仍欲保持稳定，莫如“以毒攻毒，以敌制敌”，借西方诸国要求通商之际，尽快与各国达成妥协，签订协议，以此牵制俄日。

　　朝鲜对外部世界或许真的恐惧，而中国毕竟已与洋人打交道数十年，拥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供朝鲜借鉴。李鸿章指出：“从前泰西各国，乘中国多故，并力要挟，立约之时，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颇多，想亦远近所稔知。贵国若于无事时许以立约，彼喜出望外，自不致格外要求。如贩卖鸦片烟、传教内地诸大弊，悬为厉禁，彼必无辞。”

　　尽管李裕元是朝鲜为数不多通晓世界事务的老一代领导人，与中国许多大臣关系也不错，但李裕元和许多朝鲜领导人一样，早已习惯了凭借中国尽情享受和平、安定的状态，也习惯了与日本通商之后的情形，因而对李鸿章扩大开放、以毒攻毒、以敌制敌等建议评价不高，兴趣不大，以为这些东西不过是古典中国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雕虫小技，既无创建，更没有现代意识。

　　至于朝鲜怎样才能避免琉球悲剧，李裕元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方诸强国并不可恃，那些西方人整天挂在嘴上的所谓公法，所谓正义，其实既不公也不义。这些国家说到底都是现实主义者，是利己主义者，于自己不利的事情，甚至对自己并没有损害的事情，只要无利可图他们也不会声张正义，帮助弱小。琉球被日本吞并了，哪个西方国家出面声讨过日本，哪个大国表示过率有道伐无道？都没有，一个也没有。李裕元告诉李鸿章，即便朝鲜与东西方所有国家建立了普遍的外交关系、通商关系，也不能从维护朝鲜半岛安全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通商就是通商，外交就是外交，没有必要自欺欺人，放大通商、外交的意义。李裕元很坦然地回绝了李鸿章的建议。

　　李裕元的拒绝反映了朝鲜内部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戒备，但朝鲜必须打破封闭向世界开放，尤其是必须打破日朝关系单向格局，必须用其它力量牵制日本，是清政府内部比较一致的看法。

　　驻日公使何如璋强调，要想维持朝鲜的体制，要想不再发生琉球之类的事情，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促使朝鲜发生改变，必须帮助朝鲜向世界开放，必须绝对防止朝鲜与日本结盟，或者成为日本关系密切的特殊国家。何如璋不断将这些见解报告朝廷，朝廷之所以接受丁日昌的建议，之所以让李鸿章以私人身份劝说朝鲜领导人，均与何如璋发回来的一系列分析有着直接关联。

　　何如璋在积极影响朝廷的同时，也想尽一切办法直接影响朝鲜。那时日朝关系日趋紧密，前往日本的朝鲜人络绎不绝。但凡到访日本的朝鲜政府官员，何如璋都会想办法与他们见面， 轮盘qq群，一方面听取这些朝鲜人的看法，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他们在不经意间引导朝鲜向世界全方位开放，不要受制于日本一个国家。

　　根据何如璋的分析，朝鲜向世界开放对中国是一个绝对值得期待的利好。朝鲜风气一开，自然有条件有机会去讲究武备，巩固国防，也可借助于西方各国在朝鲜、东北亚力量去牵制日本与俄国。中国此时应该派使节前往朝鲜劝说、帮助他们与万国结好，不必担心西方各国的进入会影响中朝宗藩关系。相反，朝鲜向全世界开放既能杜绝俄国、日本对朝鲜的觊觎、窥视，又能帮助中国重构东北亚格局。何如璋提醒政府诸公，在推动朝鲜对外开放问题上，中国负有极大责任，先前没有注意日本在《江华条约》上先行一步，已有点被动。此时中国如还不汲取教训大胆推动朝鲜对外部世界开放，如果将朝鲜对外部世界开放的主导权再度放弃，再度移交给日本，那么中国在东北亚必将渐渐成为孤家寡人，欧美诸国进入朝鲜是笃定的，假如没有中国从中撮合，他们一定会像日本一样，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中国之属国，尽管平时不觉得怎样重要，忽去其名，救急在一时，遗患在他日。中国要想避免《江华条约》第一款“朝鲜为自主之邦”的尴尬，不想让这一幕重演，就必须毫不犹豫主动帮助朝鲜走向世界。

　　为此，何如璋提出中朝关系两种新模式，第一，在朝鲜派驻办事大臣，代表朝廷主持朝鲜内政外交，从而使外人不敢觊觎。第二，重构东北亚“大国均势”，中国“与天下万国互均而维持之”，引导、协助朝鲜与西方诸国订约通商，以朝鲜的进步维持中朝宗藩关系。

　　何如璋“对朝外交新思维”，从最新国际格局变化出发，建议朝廷稍变旧章，强化在朝鲜的宗主国权力，强制性引导朝鲜走向世界，以“条约体制”遏制日本对朝鲜的觊觎、俄国对朝鲜的扩张，从而实现东北亚持久和平。

　　在何如璋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清政府的态度有所变化，朝鲜方面在经过郑重思考后也有比较积极的响应。1879年底，朝鲜派遣僧人李东仁为密使赴日本往见何如璋，希望通过何公使促成朝鲜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朝鲜的动态迅速传至北京，何如璋建议朝廷不失时机接受朝鲜的请求，劝说美国前往朝鲜缔结和约。朝鲜之所以首先选定美国，根据何如璋分析，是朝鲜人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较为公允、较少偏见的大国。

　　1880年初，朝鲜又派密使往访何如璋，密报朝鲜国王以及一些核心大臣决议推动开放，然而他们普遍担心元老派的反对，因而请求清政府出面劝说那些元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