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发展的目标若是挑战美国,那美国也会集中权力围堵中国,中美关系走向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在于重新定位各自国家的战略目标,以此来防止战略性误判,减少彼此的疑虑。
作者:孙兴杰,博士,专栏作者,游走于理论与历史之间,读书为文,传播常识消灭真理。
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如果不搞清这个问题,讨论就没有了基础和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在过去两三年里,中美关系更多地被认定为一个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而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悲剧性对抗又被认定是中美关系的一种宿命,一位在美的华人学者跟我说,现在一些主流的美国智库学者开始公开讨论中美战争的前景,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趋势。
国内对美国衰落的分析也着实影响了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不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假以时日,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也不是没有可能。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就可以取代美国了呢?如果秉持这样的零和博弈的思维看待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就无可避免地陷入对抗之中。中国发展的目标若是挑战美国,那美国也会集中权力围堵中国,中美关系走向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在于重新定位各自国家的战略目标,以此来防止战略性误判,减少彼此的疑虑。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美这样体量的大国,若发生战争则可能推动世界的毁灭,因此,战争并不是中美两国实现各自目标的手段。不战是大国政治在冷战后的原则,而最近乌克兰危机可能是对这一原则的考验。中国的战略目标并非争霸,而是实现现代化,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合作的空间无限大,美国的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总结与借鉴。在现代性的成果上,美国占据世界巅峰。中美在现代化方面不仅有质量的差别,而且还有时间差,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的中国相当长时间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并非谦虚,而是对中国发展水平的客观判定。
中美之间未来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一位美国的朋友这样问我。他的结论是环境。这句话说起来可能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身处美国又不能不感叹其自然环境之好。美国优良的环境当然有经济的支撑,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已经实现了城镇化,无论地区还是阶层的差距并不大。从美国东海岸到西部,美国的穷州与富州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印象深刻的美国是个“大农村”,除了城市中心的商业区之外,很少有高楼大厦,多数房子都比较低矮,加州地区有很多都是平房。难怪有中国的县长到了美国放言,这里还不如我们县城繁华呢。从高楼大厦来看,美国的确已经被中国超越,现在连中国的一些地方都要让农民住高楼,而美国的农民可能还住着一百多年前修建的木头房子里面。
城镇化是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各国城镇化的路径不同,相同的是让农民过上舒适的生活,消弭千百年来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身份区别。有位法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名为《农民的终结》,一个现代社会中农民不再是主要的职业,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这一转折。当然,农民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农业的萎缩,美国农民很少,但是却是农业大国,需要将农业、农民、农村纳入到现代市场、福利体系之中。从旧金山到洛杉矶,高速公路两侧尽是菜地和葡萄酒庄园,小飞机作业,采摘蔬菜的"民工"不少是来自墨西哥的季节工。农民是非常富有的阶层,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这可能是美国之所以呈现出“大农村”风貌的原因吧。
城镇化当然意味着人口集中,但并不代表认都要住在几十层的高楼上,纽约等大城市中的中低收入阶层住在当年政府修建的公租房中,那些楼房的确很高。曾经美国人也要住在高楼大厦中,但几十层的高楼并不适合人居,不接地气。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建房子,既是美国人的爱好,也是人性的需求,这也是一种难以摆脱的“乡愁”吧。把老房子拆掉建楼房,这不但让乡愁淹没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之中,也是对既有财富的毁灭。现代化终归是人类财富的积累,而不是GDP的更新,大拆大建就像熊瞎子掰玉米一样,最终又回到了财富的原点。
就房子而言,美国上百年的房子并不少见,只是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变化,更适合居住需求。穿行于东部城市的街区就像走在历史的画廊之中:波士顿港口,就是发生倾茶事件的地方,还能感受到教科书中的插图的气氛,因为当时海关还立在那里。美国的国家历史并不长,是古老的现代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博物馆,美国的历史就在现实之中,而不是在纸面上。曼哈顿岛上不仅有最新的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也有百年前的各种建筑,从建筑本身就能看到一个商业文化的来龙去脉,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建筑可以被排在一张照片上,历史,在瞬间就凝结在了一起。与这些建筑并行的是美国的百年企业历史,既有洛克菲勒、摩根这样的百年老店,也有Facebook、微软这样的新秀。财富就在时间长河的流淌中慢慢沉淀下来,美国的城镇化是一条财富积累之路。
在美国,很少能看到工地,因为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备了,当然一些设施存在老化的问题,需要重新修补,高速路上会出现修补坑洼之处的工人,但这要比新修一条路要快得多,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修建的金门大桥,现在不但是交通要道,也是旅游景点,对GDP来说,这座大桥在过去的八十年中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并不能过于依赖GDP,甚至它不能作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指标。战争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考验,当战争不可想象的时候,社会的稳定度和成熟度是国家竞争可以依赖的“实力”。
优美的自然环境、健康的生活方式、完善的基础设施、一流的教育体系,这些都没有航母、导弹引人关注,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彼此时刻盯着对方有多少核弹、几艘航母,但这些只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方面,也不应该成为最重要的方面。飞机、航母都需要人来操控,国家竞争最后一道战壕是民心。爱国之心源于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捍卫,《爱国者》里面的吉普森之所以选择反抗英国,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坏,这也是最深厚,最可依赖的爱国情感。
中美关系能够走向“新型”的基础,来自于两国性质的变化,不仅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更是两个超大型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竞争关系,也是竞合关系。在现代性的文明成果上,哪一个国家能够提交更好的成绩单,给本国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对他国人民有吸引力。中国的富豪名流跑到美国生子,在电影《当北京遇到西雅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本身就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吸引力。在美国生下的“中国人”也将名正言顺地爱美国,不能说这些赴美生子的人不爱国,而是先让自己的子女获得更好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人性使然。当然,美国也不可能无限地接纳想要到美国生孩子的中国孕妇,一年不到200万的游客就让美国有些消受不了,有些华人饭店甚至打出了拒绝中国旅行团的牌子。
中美关系不仅需要处理军事等“高阶政治”,更需要关注环境、贸易、旅行等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低阶政治”领域,恰恰是这些日常生活的领域能够缓解中美“战略”对抗的焦虑感,也为中美关系开辟更加宽广的竞合空间。以环境而论,首先中国已经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看上去这只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其实不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全球的减排共识与协议绕不开中国,若建立全球减排标准和碳交易市场,中国也是主要的棋手国家。中国环境污染让不少人选择移居国外,通过移民的方式,环境也就成为国际问题。
环境问题不仅是个技术性问题,比如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等,更是经济发展模式、城镇化战略的重新抉择。如果城市中到处是大型工厂,那环境是很难治理的,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其实就是淘汰重污染产业,发展高技术产业、服务业。中国要构建内需驱动的经济,并不意味着只消费不生产,而是生产更具有附加值的产品,让劳动力的价值更好地体现出来,而不是依靠资源、资本的投入摊大饼。中国从出口导向转向进出口平衡,从贸易国家向金融国家的转型,从污染的重灾区到青山绿水的“乡愁”,都需要体现人的价值。硅谷是世界技术的创新中心,但是硅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繁华,除了少数购物中心之外,就是比较低矮的办公楼,在加州这个比较干旱的地区,硅谷的夏天显得有些萧瑟,但是每个经过这里的人都不由自觉地爱上这个地方,因为气候非常宜人。只有在一个安静之处才会去思考与创新,硅谷中国你的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的智能结合起来才创造了技术发展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