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首届“春晚”的前前后后 60多人撑起全场

　　在一项“我最喜爱的历届春晚”的观众票选评选中，1983年“春晚”以40万票高居榜首。这个结果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区区600平方米的演播室、60多位演职人员、200名现场观众——1983年的“春晚”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第一次现场直播、第一次观众参与点播互动、第一次设立晚会主持人……此后，“春晚”伴随着亿万中国家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除夕夜，也在改革开放、国富民强的进程中，见证了大众文化从贫乏一步步走向丰富多彩。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33年前，在改革开放起步之初，思想领域内保守与改革不断发生碰撞，“春晚”的诞生也曾充满着变数和意外。

　　“你要尽力把它办好”

▲在春晚彩排期间，黄一鹤（左一）习惯用一副扑克牌研究晚会节目编排。

　　1982年11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已经开始下雪，初冬的寒冷让路上的行人不由加快了脚步，广播大院里显得格外清静。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未搬到现在的世纪坛台址，而是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一起在南礼士路上的广播大院内办公。

　　当时人们对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恐惧仍在，全国上下都开展行动积极预防。为了防地震，人们在广播大楼的西侧建起了一溜木头平房，时任央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的黄一鹤就在其中一间办公。一个电话改变了他和很多人的人生轨迹。

　　电话是时任央视台长的王枫打来的，让黄一鹤马上去台长办公室。放下电话，他推门出了办公室，顶着风雪赶到了台长办公室。

　　进门一看，台长王枫和时任副台长、主管文艺部的洪民生都在，看到黄一鹤进来，王枫开了口：“老黄，这一次的迎春晚会交给你搞怎么样？你要尽力把它办好。”

　　迎春晚会其实是央视的一个惯例。

　　1978年2月6日除夕夜，复播不久的中央电视台恢复播出“迎新春文艺晚会”，内容包括歌舞表演、相声评书、京剧等节目，还有游戏环节。由于“文革”刚刚结束，采用的仍是录像播出。

　　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能完整地回忆起那台晚会，因为当时全国电视机拥有量才100多万台，且绝大部分是黑白电视机，人们只有在机关单位或者少数干部家庭才能集体观看。

　　对于年纪大一点的观众来说，也许真正有印象的是1979年除夕央视播出的“迎新春文艺晚会”。这台晚会是由央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邓在军和杨洁共同执导。这台晚会采用了现在“春晚”一直使用的茶话会形式，在开场部分，他们颠覆了过去大段的政治宣传口号和新年贺词，大胆地安排了当时少见的交谊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晚会中，李光羲的《祝酒歌》成为了当年最流行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

　　而这一次，导演的任务落在了黄一鹤的身上。

　　“就现场直播！”

　　黄一鹤有一个习惯，遇到重大决定或者激动时就坐不住，得到处走动走动。因为在“五七”干校落下了腰病，所以他遛弯儿的时候总是手叉着腰。从台长办公室出来的黄一鹤就在院子里遛起弯儿来。

　　作为央视的第一批导演，黄一鹤曾经参与过多次的迎春晚会，其中，1962年王扶林、谢添指导的“笑的晚会”逗得观众哄堂大笑的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由于“文革”开始后，阶级斗争成为了首要任务，为笑而笑也不行，无害多了便是有害，所有的宣传都必须服从政治的严肃性，文艺节目主要是八台“样板戏”和电影“老三战”，重复单调地占据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娱乐休闲时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口号在各行各业得到了积极响应，憋屈了十几年的文艺界开始有了一丝松动，一些新题材的电影和歌曲开始悄然兴起，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在宣传领域仍然到处是禁区，1978年之后连续几届迎春晚会都没有摆脱政治说教为主的特色，大部分表演内容陈旧，没有吸引力，观众普遍反映缺乏气氛，效果不佳。怎么样才能让人耳目一新？黄一鹤感到很头疼。

　　需要扩充思路，重新定位。他赶紧找了助手郭璐璐，并联系了同在歌舞组的导演邓在军和时任中央警卫一师文化科长的老熟人杨勇，约着一起开会商量。如今已年逾六旬的杨勇仍然清楚地记得，四人碰头会是在1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在黄一鹤办公室召开的。

　　“老黄首先传达了台领导的意思，大概就是今年继续办迎春晚会，要有新意，能够吸引观众。”杨勇回忆道，几个人出了不少点子，其中就提到了要请观众参与晚会活动，进行电话点播和有奖猜谜。但如果要点播，就必须让晚会现场直播。

　　对于直播，黄一鹤和邓在军并不陌生，要知道，电视录像技术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才产生，七十年代中期传入中国。央视自1958年开播，“文革”之前所有的节目都是直播方式。由于“文革”期间直播节目曾发生意外，一度遭到批判，导致央视停播。复播以后，为了保证节目质量，很多节目包括《新闻联播》采用的都是录像播出，1982年之前的晚会也是如此。对于央视的导演们来说，直播的功夫已经有点生疏。

　　能否直播，这个决定非同小可，黄一鹤必须请示上级。

　　他连夜就找台长王枫汇报。王枫正在主持会议，黄一鹤闯进来使得会议不得不暂停。黄一鹤把大伙儿的想法一说，没想到王枫听了很高兴，答应马上召集技术部门开会研究。

　　第二天一早，王枫通知黄一鹤：“就现场直播！”

　　20多年后，当记者就这段经历采访王枫时，获得的解释出乎意料，“因为没有钱做录像啊！当时录像机技术刚起步，一个磁头就要3万美元，要保障日常节目的录像播出，实在是没有钱弄晚会了。”

　　除了缺少经费之外，担任台长之前一直在北京市电视技术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的王枫也有自己的考虑。在他眼里，1983年的晚会采用直播方式已经具备物质基础。

　　1962年，全国电视机数量不到1万台，央视的节目只能在北京地区收看。1971年，邮电部的微波中继干线初步建成后，央视的节目通过微波线路陆续传送到附近的省市。1976年7月1日，根据全国省级电视台共同协商的意见，央视第一次试播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向全国10多个省、直辖市电视台传送信号。

　　与此同时，电视机也迅速普及，1979年全国电视机拥有量达到485万台，1982年达到2761万台，每年都以几百万的数字增加。

　　“同意马季、姜昆上！”

　　直播方式的确定，大大激发了几位策划成员的热情。很快，一套崭新的晚会方案就出台了。“直播可以让观众和演员互动，既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节目也会更有悬念。好比体育赛事直播，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瞬间会发生什么。”杨勇回忆。

　　但采用什么方式才能及时互动？靠现场组织百十来号观众感觉太单薄，只有让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参与到晚会中才能体现，电话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惟一选择。

　　1982年9月22日，第一批共22个投币式公用电话亭在北京市东、西长安街等繁华街道出现，当时打一个市内电话要5分钱。而这个时候，全国的电话用户已经超过了300万。

　　让观众打电话到现场点播节目，在此之前可是从未有过的事，这个点子很快获得了一致通过。只是，当时央视一共才十来部电话，除了领导办公室之外，台里想尽办法才挤出其中四部能够直通的电话做热线，提前一天由《北京晚报》公布。

　　光有电话点播还不够，以前的晚会都有一位报幕员介绍节目，而且是录播，节目之间可以剪辑，采用直播方式的话，节目衔接就得出新招，不然很容易冷场。策划组想到找几位相声演员来串联，既可以当报幕员报节目，还能插科打诨带动气氛，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