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今天面临的难民危机与西方在中东地区不遗余力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有直接联系。这场难民危机暴露了“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诸多悖论和困境,对此作出深刻反思,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未来都有重要启示。
■ 美欧“普世价值”派的傲慢在于,他们从来不问中东国家老百姓自己的感受和偏好,就武断地认为西方界定的“普世价值”是这些国家的最好归宿,结果把这些国家搞得分崩离析、生灵涂炭,恐怖主义迅速蔓延。
■ 在欧洲难民危机考验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欧洲主要国家大多曾积极参与推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却只想坐收渔利,不想如何承担难民危机的后果。
■ 对自称是普世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抽象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唯有这样,才能防止被西方话语所迷惑。
■ 我们应该更透彻地解构西方“普世价值”话语,揭示其诸多悖论和困境,最终给西方话语霸权划上句号,为中国、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正、和平与繁荣。
一场罕见的难民危机正在横扫欧洲。2015年以来,来自叙利亚、利比亚等陷入所谓“阿拉伯之春”国家的百万难民如潮水般涌入欧洲。回想2011年前后“阿拉伯之春”爆发之际,西方世界几乎是一片欢呼声,认为这是“普世价值”的胜利,“一个民主的新中东即将诞生”。但仅五年左右时间,这种欢呼几乎变成了惊叫——巨大的难民潮强烈地冲击了欧洲社会。人们不禁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欧洲今天面临的难民危机与西方在中东地区不遗余力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有直接联系。这场难民危机暴露了“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诸多悖论和困境,对此作出深刻反思,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未来都有重要启示。
“普世价值”的傲慢与代价
西方把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奉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到处推广,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这种傲慢源自西方一些人秉持的社会历史观,这一历史观认为,西方制度模式是世界历史演进的最高阶段,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这种傲慢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传统的延续,认为自己的信仰代表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到拯救。这两者的结合使西方世界一大批笃信“普世价值”的人唯我独尊,不遗余力地向别国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
本世纪头十余年,世界目睹了美欧“普世价值”派在中东推动的两波“民主化”。第一波是2003年美国在英国等少数国家支持下,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推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该计划企图按照美国模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以“铲除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美国和西方的威胁”。然而,“民主改造”计划进展得很不顺利,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非但没有成为中东国家民主的样板,反而成了不同教派和族裔厮杀的疆场。更令美国惊讶的是,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被美国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大获全胜,“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也暂时陷入了低潮。
但美欧的“普世价值”派不甘心。他们利用中东地区人民的变革诉求,通过推特、脸谱等新媒体,极力向中东民众灌输一种神话:只要接受他们的“普世价值”,特别是西方民主制度,这些国家存在的体制僵化、经济凋敝、贪污腐败、年轻人失业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就有了2011年前后开始的中东地区第二波“民主化”:所谓“阿拉伯之春”迅速从突尼斯扩展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大国又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公开进行军事干预,支持反对派颠覆国家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迅速垮台,国家四分五裂,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突尼斯经济遭受重创;也门动荡和战乱不止;埃及经济凋敝,社会混乱,最终军人推翻民选政府;叙利亚则陷入全面战争,经济崩溃,社会解体,全国约一半人口流离失所,一个原本初步繁荣稳定的国家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中东大乱之际,极端组织趁势而起,引发了更为严峻的局势。
美欧“普世价值”派的傲慢在于,他们从来不问中东国家老百姓自己的感受和偏好,就武断地认为西方界定的“普世价值”是这些国家的最好归宿,结果把这些国家搞得分崩离析、生灵涂炭,恐怖主义迅速蔓延。造了这么大的孽,西方“普世价值”派却从不向这些国家和人民道一声歉。当然,这种傲慢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欧洲难民危机就是这种代价之一。
“普世价值”的悖论与困境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难民潮面前,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悖论和面临的困境也暴露无遗,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欧洲难民危机表明,西方界定的所谓“普世价值”与中东国家的国情民情严重脱节,这也是“阿拉伯之春”迅速变成“阿拉伯之冬”的主要原因。西方认为可以给中东地区带来正义和幸福的“普世价值”,非但没有带来“福”,反而带来了“孽”。它破坏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间曾经存在的脆弱平衡,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坐大,而这一切最终又以难民危机等方式把欧洲一并卷入。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阿拉伯之春”所改变的最多只是这些国家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此外,阿拉伯世界诸如教派冲突、族裔矛盾、人口爆炸、经济结构单一等难题,“普世价值”一个也解决不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使原有问题变得更为严峻了。
其次,在欧洲难民危机考验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欧洲主要国家大多曾积极参与推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却只想坐收渔利,不想如何承担难民危机的后果。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任何缔约国在面对难民或避难寻求者的时候,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驱逐或送回(即“不推回原则”),而是首先要经过一个甄别程序确定难民身份。但是自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匈牙利率先在与塞尔维亚边境修建藩篱,对硬闯边界的难民使用催泪瓦斯,后又干脆开放边境,让难民自由涌向德国和奥地利,震动了相关国家的政坛。以德国为例,围绕难民问题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受到质疑,支持率下滑。虽然欧盟通过决定,要求把已在希腊和意大利登记的16万难民安置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但多数东欧国家表示坚决反对。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只对本国的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而民众也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怎能期待这样的民主政治来帮助实现世界所有地区人民的人权?更何况欧洲国家今天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大都不好,自己国内少数族裔的权利问题还没处理好,又如何指望他们欢迎来自中东地区的大批难民?
第三,“普世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包容“多元文化主义”。西方“普世价值”派长期以来声称他们接受“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不分性别、种族、宗教、语言和信仰,一个国家的所有民众都应该享受同样的人权。但这次难民危机中,欧洲多数国家民众和政府都对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充满了疑虑和不安,排外情绪高涨,已导致欧洲政坛右翼势力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走衰,这与西方道貌岸然的“普世价值”主张是矛盾的。其实,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已公开承认,其国内长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随着“多元文化主义”走衰,“普世价值”的“含金量”已不断减小。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深化,将会加剧这个趋势。
最后,在欧洲难民危机冲击下,抽象的“普世价值”理念与西方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凸显。西方多年来一直高调推动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观外交”,展示“民主国家”的“道德优越感”。但在严峻的难民危机面前,欧盟内部基于各种利益的分歧和矛盾一下子暴露无遗。抽象地谈“普世价值”,大家似乎都有共识,一旦涉及各自的具体利益,各种矛盾、分歧乃至冲突马上浮现,这种现象早已存在,在危机到来时更加突出。在这场难民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早已陷入财政危机的南欧国家,紧接着是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困难重重,谁也不愿意为捍卫抽象的“普世价值”去背负巨大的难民包袱。欧洲大国间的矛盾也公开化:英、法是“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理应为难民潮担负更多责任,但英、法出于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成了最不愿承担责任的欧洲大国。成为众矢之的的还有“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美国。美国以担心恐怖分子混入国内为由,不愿过多接收难民,与其此前强势介入所谓“阿拉伯之春”形成巨大反差,可见其自身利益远比“普世价值”重要。这些情形对西方世界也是一个讽刺:与其对外推行抽象的“普世价值”,还不如先在西方国家内部就如何认同“普世价值”达成共识。如果西方自己对践行“普世价值”的重要性都模棱两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就把“普世价值”放在一边的话,那还有什么资格对外大肆推广这些理念呢?
危机的反思与启示
分析欧洲难民危机以及“普世价值”所面临的困境,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