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志武:一线城市房价猛涨源于资本帐户管制
搜狐财经记者专访陈志武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22日至25日在海南博鳌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政要、知名学者和工商界翘楚等领域嘉宾,将聚首博鳌小镇,共同探讨亚洲未来发展,传递亚洲开放、活力、思变的“亚洲声音”。
本届博鳌论坛,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是重要议题,在博鳌论坛上,搜狐财经专访了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陈志武认为目前最最困难的两项改革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进行不是很多,只要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真正的进行,整个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和产能就会有很大挑战。陈志武指出,对于六、七亿农民来说,土地是最主要的资产,价值最高的资产是土地使用权,如果土地使用权不能够真正的抵押,不能够更自由的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手中最重要的资产不能够帮助他们创业,提供创业的起始资本,也不能够让他们利用这些资产的价值促进消费,促进就业的增长,只要这个改革不能够真正的执行,最后农村潜在的消费能力没办法发挥出来,潜在农村的经济增长、就业的增长、创业的能量也不太会有基础发展出来。
作为金融学家,陈志武指出,只要社会保障和金融市场足够的发达,以前担心的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就不会出现。
在谈到房地产时,陈志武指出,一线房市的价格在近期飞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资本帐户的管制和汇率政策,因为为了“稳定利率、汇率”,不得不在人民币贬值压力非常高的状态下,对于资金的外流进行强制性的管制,导致有到海外投资意愿的资金没法外流,只好投入房市,价格被推的特别的高。
陈志武认为,这时候与其一线城市的政府忙着限制购房,三四线城市忙着去库存,还不如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方面做更多的放宽,这样可以让整个经济更加良性的循环。
陈志武指出,现在人民币汇率太不仅仅是对中国出口不利,而且对整个中国资产市场价格的调整、国内资源的配置非常不利。
从去年起,“去产能、去库存、降杠杆”一直被热议,其中“债转股”被认为是其中一种减缓冲击的办法。但陈志武认为,这个办法短期可能有一些效果,但这种办法在那么多产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僵尸企业那么多、杠杆率那么高的背景下,通过债转股让这些本来应该死去的企业现在又救活,表面看好像短期避免了一些失业,避免了一些企业的倒闭,但对去产能可能是非常不利的,对于中长期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会变的更加严重。
“每一次短痛都被避免了,使得未来的长痛就会变的更加严重。”陈志武总结说。
以下是实录:
土地使有权不能自由流转伤害农民利益
搜狐财经:总理在今天的发言中提到中国现在经济最大的风险是经济增长停滞,划出区间,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表态,我们要加紧推进现在的结构性改革,您认为这样的平衡容易把握吗?
陈志武:这样的平衡确确实实很难把握,从长远来说,从中长期的经济安全角度和社会稳定的角度,调结构显然应该是首位的,稳增长应该是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因为过去两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实际上就业并没有下降太多,所以这个态势调结构不一定必然意味着经济下滑太多,关键还是在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结构方面要合理。当然,我知道2016年可能短期内,稳增长从实际的公布中很可能继续是第一位的,而不是第二、第三位的,因为出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像总理说的,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太慢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包括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相对2010年翻番,还有其他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实际工作中,会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结构性改革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希望从管理层的角度要把长久的经济稳定,经济风险的降低放在第一位。
搜狐财经:提到结构性改革,如果让您来列一下改革的清单,您认为比较困难的几项是什么?
陈志武:最困难的两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第二个最困难的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这两项改革,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从十七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五中全会等等做了很多不同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表明了对于这两大改革的决心,但是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进行不是很多,这样一来只要土地制度改革不真正的推行,国有企业改革不真正的进行,对整个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和产能是不是能够得到控制,这些都会挑战很大。
搜狐财经: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我以前看过您一期量化历史研究,也提到农村土地改革的问题,上周五我参加了北大周其仁教授的讲座,他提到农村集体土地不能自由流转,他呼吁了很多年,上面有一些因素不能放开,不会像国有土地那样自由的流转,他认为这里有很大的问题,您觉得是什么?
陈志武:这个问题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六、七亿农民来说,他们最主要的资产,价值最高的资产还是土地使用权,如果土地使用权不能够真正的抵押,不能够更自由的流转,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手中最重要的资产不能够帮助他们创业,给他们提供创业的起始资本,也不能够让他们利用这些资产的价值促进消费,促进就业的增长,只要这个改革不能够真正的执行,最后农村潜在的消费能力没办法发挥出来,潜在农村的经济增长、就业的增长、创业的能量也不太会有基础发展出来。
搜狐财经:如果农村宅基地基本流转,您认为会不会出现农民进城了,但是他又回不来,或者回来以后地又没了,您好像曾经提到过类似这样的观点,现在管理层担心的还是这个问题,我们从历史上看,很多农民失业以后会是一个矛盾的爆发点。
陈志武:这个问题到了今天,到了现代社会已经可以很好的解决,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我自己做的研究,以及很多其他学者做的研究都表明,原来不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纪,不管在中国、印度、孟加拉国那些农村,之所以土地私有,土地自由兼并会导致土地往少数人手里集中,主要是因为原来没有社会保障,没有政府提供的低保,再一个也没有足够多金融的支持,这些研究表明,原来土地兼并最主要的时间点是灾荒发生的时候,危机时间发生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这些灾荒事件、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逼得农民走头无路,没有办法逼着把土地卖掉。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政府有低保,尤其是金融工具在农村,通过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更广泛的渗透到,即使是发生灾荒,或者其他的危机和风险事件,农民不用被逼的走头无路卖地,解决农民应对灾荒,应对风险事件的冲击能力是第一位的,只要这一点能做到,通过社保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们就不用担心土地的自由流转是不是会造成以前熟悉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社会保障和金融市场足够的发达,以前我们得到的那些结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以前的担心就会是多余的。
人民币汇率该贬不贬 推高一些城市房价
搜狐财经:提到土地用地,还有一个问题,房地产,这两个关系很密切。最近有消息,现在一线城市房价涨的比较快,据悉上海将有一个新政,提到恢复二套房首付比例,限制非户籍人口购买房子资格。同时我们又提到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一线城市又限制,这是个相反的方向,您觉得这两个目标能达到吗?
陈志武:这是为什么在其他更基本的政策方面必须有更加有灵活性,尤其是资本帐户的管制和汇率政策,如果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通过让人民币更快的贬值释放出来,而且资本帐户的管制可以更放松一点,让老百姓,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的人可以到境外做更多的,房地产投资压力,特别是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压力可以自然的释放很多。现在为了所谓的稳定利率、汇率,不得不在人民币贬值压力非常高的状态下,对于资金的外流进行强制性的管制,不让走出去,由此产生的结果,一线城市购买投资的压力,价格上涨的压力被推的特别的高,我觉得这时候与其让不同的地方政府,一线城市的政府忙着限制购房,三四线城市忙着去库存,让政府在各个层级都忙要得死,还不如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方面做更多的放宽,这样可以让整个儿经济更加良性的循环,也不用让各级政府那么忙。
搜狐财经:现在好的资产比较少,选择的渠道也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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