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城管硕士以上学历近300人 专长无“用武之地”

博士城管付翠玉

李川

在上海虹口区城管执法局政工科的办公室里，36岁的付翠玉正专心拟定一份书面材料。作为同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博士生，她正在努力适应每天都和文字打交道。2012年初，付翠玉成为虹口城管凉城中队的一名执法人员，并在一年前调入虹口区城管局政工科。

付翠玉是上海城管队伍仅有的一名全日制博士生。但是，同样拥有高学历的硕士城管，上海已达到282名，其中大多数都是一线执法人员。2008年5月起，上海对城管系统采取参照公务员管理，招录门槛提高，并先后通过两次专项招录、多次公务员统一招录，不断壮大城管队伍，如今，在上海的城管队伍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已超过七成，其他队员也均为大专学历。

近日，记者先后采访了多位硕士、博士城管发现，最初吸引他们报考城管的原因，主要是公务员工作稳定等因素，但在入职的初期，面对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执法对象，却都遭遇过“有理说不清”的阵痛期，焦虑、犹豫、退缩，甚至想过辞职。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调整心态、不断积累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今都已逐渐适应这份工作，继续坚守在城管岗位。

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目前的实际执法工作中，这些高学历城管队员的专业特长却很难得到充分发挥。上海城管系统一位内部人士呼吁，希望能够进一步完善上海城管的体制和机制，细分执法种类，设置一些研究类岗位，给这些高学历城管以更大的舞台，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改变目前“无用武之地”的现状。

博士城管刚开始想辞职

付翠玉是一名国防生，在博士毕业后，服役于部队，并于2012年转业到虹口区城管局，成为凉城中队的一线执法人员。2015年6月份，她又被选调入虹口区城管局政工科，主要从事文字工作，这对于理工科的她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我的心理落差特别大，这份工作和我的专业完全无关，不是我喜欢的行业。同时，由于工龄少，我的薪资、待遇等都不如老队员，再加上学历和专业的因素，在当时中队的工作氛围中，我也很难和同事有深入的交流。”付翠玉说，当时，她想过辞职，也已经找好了另外一份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在长达三个月的心理斗争之后，她最终选择留了下来。

在作出这个决定以后，她的心态也已调整好，开始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这份工作。“最初，可能是考虑到我的学历和专业，怕我不适应现场执法，所以主要让我负责内勤工作。”付翠玉说，有时候也会跟着老队员出去执法，但主要是以老队员为主，她则在旁边协助，并向老队员学习具体的执法过程，积累经验。

慢慢地，她逐渐适应了一线城管执法工作。“我们每天都很忙，我觉得都是在为老百姓做实事，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挺伟大的，为整个城市的市容市貌，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而老百姓也是认可我们的。”这样的想法，她也经常灌输给家人，包括正在读二年级的孩子。

但是，外界对城管的误解，却让付翠玉感到很无奈。同学或朋友聚会，往往会有人问起她的工作，当得知有着博士学历的她是一名城管队员时，惊诧和不解是最常见的反应。“在很多人看来，城管是一份上不了台面的工作，负面评价居多。”付翠玉说，而她的硕士和博士同学，大多数都去了与专业相关的企业，并成为技术骨干。

对于城管队伍来说，高学历队员的优势何在？在付翠玉看来，其实不仅是城管，对于任何工作来说，除去专业因素，高学历的主要优势在于接受能力、理解能力相对更强，领会、变通的速度也相对更快。但是，在一线城管执法过程中，高学历队员却往往在面对违法违规的当事人时，书生气过多，执法威严不够，需要不断积累经验。“好在现在的执法环境越来越好，执法设备也越来越现代化了。”她说。

如今的付翠玉，已经很少会主动想起自己的专业，但看到当年的同学都在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依然略感遗憾。“其实每个人都一样，不一定是学什么专业，就一定要从事相关的工作，读硕士、博士都是为了多一份经历，而不是为了谋一份职业。”她这样对记者说，也这样对自己说。

“可以说，在目前的城管执法体制下，像付翠玉这样的高材生还需要更好的工作平台，给予他们用武之地。”虹口区城管执法局党委书记、局长李磊说。

硕士队员首次执法手足无措

“第一次去现场执法，面对工地门口卖盒饭的，我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29岁的李川，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刚入职时的“囧样”。李川是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14年毕业时，由于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老师，他选择了考公务员，并成为浦东城管世博中队四分队的一名一线执法队员。

刚走出学校的象牙塔，毫无社会经验，需要与小摊贩、建筑工人、土方车司机等人群打交道，这让李川觉得有些无从适应。“面对这些执法对象，却有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他说，刚入职时出去执法，他会告诉对方，“你的行为违反了什么法，需要怎么处罚”，但对方就会说，“你说的什么，我都听不懂”，然后他就接不上话了，觉得手足无措。

有一次，李川和一名老队员一起出去巡查，发现有个曾经被罚过的摊贩在一个工地门口卖盒饭，还撑着一把很大的遮阳伞，影响到附近的交通。但是，当两人进行劝离时，对方却拒不配合，连伞都不肯收起来，两人只好将执法车开到入口处，堵着对方不让他卖。这时，对方就开始对他们进行谩骂，李川一冲动就想强制执法，但老队员劝住了他，并告诉他，如果这时强制执法，必定会引发肢体冲突。随后，这名老队员叫来了同事，用执法车将对方的摊位围住并等待，果然过了一会，对方就主动离开了。

李川说，刚入职时，面对不讲理、无法沟通的当事人，他有时会萌生“不想干了”的念头，但是冷静下来分析，觉得导致自己不适应的原因无外乎两个，一个是面对违法当事人自己会紧张、手足无措，另一个就是执法经验不足。想明白这点之后，他便调整心态，并不断向老队员请教、学习，和新队员讨论、分享，约半年以后，他就已经可以比较熟练地进行现场执法了。

“在读书时，我曾认为，城管是一个讲求强势执法的部门。”他说，但经过大半年的一线执法工作，他的想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发现，仅单纯执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服务需要做在执法的前面，做到“在执法中服务，在服务中执法”。“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执法与管理不是一体的，城管只能执法，但在服务过程中，却没有管理权。”

与李川同时进入四分队的武震，毕业于上海海洋大学生物医学专业，拥有硕士学历的他，曾经做过实习医生。但是，他最终却选择了做一名城管，原因有两个：第一，爷爷是一名老红军，他有“制服情结”；第二，他如果从医，也是做研究的医生，每天与实验仪器打交道，却很少与人交流，这让外向、爱动的他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