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于1999年9月在德国伯林成立，并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第一届领导人峰会，G20杭州会议是第11次峰会，也是中国第2次举办这一峰会。从G20建立的宗旨和议题来看，G20的合作是从财政金融领域启步的，并逐步拓展到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领域，以及环保、减贫、劳工、人权等非经济领域。可以说财政金融框架一直是G20的核心议题和重大关注所在，也是每届峰会（2008年以前是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讨论、交流甚至是交锋的焦点所在。本届峰会聚焦于结构性改革，并将“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作为会议主题，对全球财政金融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开启了全球新型财政金融框架的新时期。
一、规模大、议题新、代表性强是G20的典型特征
G20拥有20个成员国，涵盖五大洲、四大洋和各色人种，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尽皆包括在内，成员国的代表性良好，形成了对话、交流和协作、竞争的有效机制。本届G20还邀请了新加坡、哈萨克斯坦、泰国等8个嘉宾国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7个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参加会议，使会议的议题更加广泛，更具前瞻性和代表性。
G20在全球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事务中的影响力巨大。G20成员国的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二，国土面积占全球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贸易额占全球80%，目前G20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世界经济治理主要平台。在世界经济复苏仍然乏力、不确定性增多的大背景下，各方都期待这次G20峰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G20的峰会议题和倡议多已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最新指引。目前，受到利益取向分歧、决策机制繁琐和多边行动诸边化等因素的影响，世界主要经济组织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体制一体化的进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G20等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显著增强，涉及的议题更新、更多，涉及的层面更深、更全。2008年的华盛顿峰会就应对金融危机，完善金融市场形成了共识；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就世界经济形势达成了共识，并提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改革倡议；而2016年的杭州会议则将结构性改革和包容性发展作为新的世界经济主题和各国行动的指引，将对全球经济合作和新机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从杭州峰会前各方互动的情况来看，已经在财金领域形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并成为各成员国当前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和实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指引。这些共识主要包括：一是承诺将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二是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三是继续研究必要时可能采取的适合各国国情的政策措施，以支持增长和应对潜在风险。四是做好准备应对英国“脱欧”公投、难民和移民问题、恐怖主义等可能带来的潜在经济、金融影响。
这些成果进一步凝聚了G20各方团结应对风险和挑战的共识，降低了政策不确定性，为杭州峰会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也得到了国际经济界和舆论界的高度评价。
二、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共识
结构性改革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产业内部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的调整、重构和利益重组，以效率和利益作为核心原则；第二是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动力结构、要素结构和支持结构的变动，以产出和效益作为改革基础；第三是世界经济格局和主要经济机制的构成变化和调整，强调开放性、公平性、联动性和包容性。
美国的结构性改革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面。以页岩油气革命、再工业化、金融去杠杆化三大改革为支柱的产业结构革命将美国经济拉出了危机的泥淖，并在发达经济体中率先走上了经济复苏的轨道，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恰恰是因为美国的经验过于微观，一般国家难以具备一大批具有强大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也难以具有长达200多年的“自由”市场经济文化的积淀，所以美国的结构性改革尽管成功，却难以复制，也无法成为国际经济的主流增长路径。因此，G20所倡议的结构性改革必将集中在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在共性的基础上，既服务于成员国内部的经济发展，又支撑全球经济的革新。
从第二个方面国民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情况看，中国、日本、德国、印度都是提出了完整的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并在各自的战略推进中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2015年年末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发展战略，并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仅在今年上半年，我国钢铁、煤炭就分别去产能1300多万吨、7227万吨；制定了财政、金融领域支持企业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和《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等政策办法，经验意义突出，可借鉴性明显。日本政府经济振兴战略的“第三支箭”的核心要义也是瞄准结构性改革，并在今年8月启动了28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德国政府的“工业4.0”较好地实现了市场结构性调整与政府战略性引导的结合，并成为欧洲国家中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印度则实施了结构性改革的“ABCD”的改革方案，分别为行动（Action）、商业（Business）、清洁廉洁（Clean）、数字化（digitized），并使得印度在今年上半年保持了7.5%左右的增速。
从第三个方面国际经济机制和秩序调整的情况看，各国的结构性改革和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创新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在2013年启动了“一带一路”战略，并在《愿景与行动》中提出要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实施“五通”，建设“两廊”，并实现“三同”。“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两廊”即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三同”即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影响下，服务于该区域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经济组织也得已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机构和机制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也从自身的经济诉求和区域经济机遇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力图将经济增长显著的亚洲地区的成功经验由日本主导跨越印度洋传向非洲，以强化东亚和非洲的直接联系。此外，印度、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国家经济治理方案和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分化和全球经济合作的差异化并存，并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结构性改革的主要表现。
三、财政金融政策的地位和作用面临提升和转型
在结构性改革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题的情况下，落实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实现对结构性改革的支撑，并引导各方力量形成结构性改革的合力成为各国经济治理和宏观调控的核心内容。财政金融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工具和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在完善政策体系，优化政策目标，提高政策效率等方面面临着转型和改进的巨大潜力。
第一，将财政金融政策提升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手段。财政的内涵不再是制定基本会计财务规则，依法筹集政府收入，并采用预算的方式保障政府支出和行政要求；而是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确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障效率与竞争，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金融的内涵也不再仅仅是资金融通的市场、信用中介性机构和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的渠道；而是风险管理和对冲的手段，服务于社会广大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并致力于宏观审慎条件下的结构性效果和逆周期调控。因此，财政金融政策的地位应得以提升，并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