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又一位可被称为“先生”的女子！季羡林称她“功德无量”！

对很多人来说，樊锦诗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瘦弱和蔼的老太太。

但她的朴素背后，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她值得所有人尊称一声“先生”

若要将女子尊称为“先生”，必定要有过人之处。樊锦诗，应该算一个。

出生在书香门第，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樊锦诗，放在如今，绝对是“学霸”级人物。

因缘际会，毕业之后，她到了敦煌，这一呆就是几十年。

她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

她对莫高窟进行断代分期的考古研究，曾亲自走过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对每一座洞窟都能如数家珍。

她领衔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一卷，被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称为“精致绝伦、佩服之至”，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更是称赞她“功德无量”。

她带领其他研究人员开启了敦煌数字化的事业，用自己的一生，换来了敦煌的“永生”。

2016年4月，网站“数字敦煌”上线，不必去敦煌也可以参观。点击洞窟，镜头就跟着鼠标走。30个经典洞窟、4430平方米壁画，每一尊佛像、每一根线条都清晰可见。

这样一来，即使莫高窟终会逝去，这些数字影像也将长留人间，延续着莫高窟的神秘传说。

她凭什么让季羡林赞她“功德无量”？

经历千年沧桑变迁，数次盗劫掳掠，莫高窟不可避免地在走向消亡，而且这种消亡是无论多么精心的照料和修复都不可逆转的。

面对这样的现实，樊锦诗无数次自问，自己究竟可以为敦煌做些什么？

答案是：留住敦煌，永远地留住。

但这个想法按现在的话说，是“逆天啊”，难度可想而知。

一开始，樊锦诗想用照片“记录”莫高窟，但时间一长发现，照片终究也会褪色，会腐烂。

花费十年时间建档，樊锦诗心里想的却是“这有用吗”。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她到北京出差。有人听说了她在做科技保护，便建议她看看电脑。

看到电脑图像的时候，樊锦诗突然想到，如果把照片变成数字，那不就永远不变了吗？

于是，樊锦诗带队开始尝试将莫高窟的图像变成数字，让莫高窟能够青春永驻。又是一个十年，尽管有效果，但是一直难让人满意。

到了90年代末，与国外建立了合作，在洞窟里铺设轨道，数字化进程才获得了真正的突破，也获得了好的效果。

她终于能够永远留住敦煌的“青春”！

这样大的功劳，一句“功德无量”，樊锦诗当之无愧。

“不是合格的妻子和母亲”

这一生，樊锦诗无愧于敦煌，无愧于事业，独独对丈夫彭金章和两个孩子始终怀着深深的愧疚。

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

1968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敦煌。

由于工作繁忙，樊锦诗和彭金章都无暇照看孩子，只能把大儿子一个人留在宿舍，小被子一包，用绳子捆着！

有一次她一进门，发现才五六个月的孩子，竟然从床上掉到煤渣子里，脸上全是花！

说到这里，一直笑呵呵的樊锦诗脸上露出难掩的心疼。

她连忙把孩子送到河北丈夫的老家，让姐姐帮忙看孩子，以至于当孩子长到5岁时，甚至都不太认识她这个妈妈。后来出生的老二也是这样。

因此，樊锦诗数次要求调回武汉，希望一家团聚，却一直未能如愿。

终于有一天，领导同意了她的要求，她却犹豫了……

原来经过了那么多年，已经不是敦煌多么需要她，而是她更需要敦煌。

彭金章（右一）

结果，不仅樊锦诗没有离开，彭金章也放弃了他在武大创办的考古专业来到了敦煌，为敦煌北区两百四十三座洞窟的考古发掘工作做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

在此之前，这对夫妻已经分隔了23年。

樊锦诗多次对孩子说：“你们爸爸（彭金章）是我们家的功臣，没有他的支撑，这个家庭可能就散了。”

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不知不觉中，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成了生活在莫高窟年龄最大的老人。

“我怎么就感动中国了？”

2009年，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这让她感到很诧异，“我怎么就感动中国了？”

就是这样一个为了敦煌，奉献了自己全部精力的老人，却难得始终初心不改。

大概这份身处名利却不慕名利的“初心”，就是最动人的所在吧！

樊锦诗身上有毫不做作的学术范儿：生活琐事毫不讲究，对学术怀着一种单纯的执着和敬畏。

每一次采访、每一次讲座，她总是不自觉地最先提起敦煌。这是一种刻进骨血的习惯。

她总说：“不要写我，多写点敦煌！”

• 25岁只身前往敦煌

• 30岁左右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敦煌文物

• 40多岁敦煌终于通电

• 60岁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 76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

樊锦诗这一生只做了“为敦煌而生”这一件事，却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即使已经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荒漠戈壁里的洞窟依旧让她时时记挂。

只因这是她念了一生，也爱了一生的敦煌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