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朝政丨我的知青生活

知青时期的作者(后排右一)

作者出生于甲午年，属马。他已从一匹小马驹熬成了伏骥艰难的老马了。他不是成功之马，也从来没有过一马当先，老是被“骑士”拉出去溜达溜达。到过农场，到过兵营，还真枪实弹打过仗，到过供梢社，到过法官的圣殿之座。今年又是一个马年了，他还没有“老马识途”，桀骜不驯的禀性不弱。但回想起鲜活如昨的脚印，还是让他回味无穷、自我陶醉。——严朝政自序

我的知青生活

■严朝政

2012年的元旦，我很荣幸参加了由何书冠、杨庆裕等人发起的“东进农场团拜会”。这次团拜会，主要由上山下乡与回乡“知青”组成。去东进农场算是我迈出人生路上的第一步。我在那里劳动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团拜会上我心情激动，不由自主地拿起麦克风满怀深情地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少见面无所谓，时常惦记着便是可贵”。从今天这样人气旺盛的场面，我在想，天气在变，思念不变;岁月在变，问候不变;距离在变，友情不变。这也是我这个老知青对东进农场的情结。我几十年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骄傲地告诉别人:“我是东进农场的知青。”因为我以有这段人生的经历为荣，这里是我人生社会磨砺的起点，这里有我的快乐与艰辛，有着值得我人生思考的印记。所以我怀念这里，惦记着这里美好一切。第二句话:有人说过，“生的容易、活的容易，但生活并不容易。”这就要看对待生活的态度。我认为，无论是走出去有“出色”的东进人，还是坚守在这块大山里的东进人，只要你们对亲情不离不弃，自己看得起自己，再苦再累也会其乐无穷。第三句话:借用 “昔日风华茂，今逢发染霜，悠悠聊往事，每每话沧桑，来年重聚首，痛饮说安康”这首打油诗作为我聚会之感想，祝东进人永远幸福安康!

这次团拜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诉不停，我却在他们娓娓而谈的音语之间寻觅着我的 “知青”历历往事。

谈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管是五、六十年代，还是70年代，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当年的青年选择的这个行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去的。但是要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区别开来。50年代中期出现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因，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思路就是把城市里容纳不了的、闲散在社会上的中小学毕业生组织起来支援农业工业和边疆建设，在于经济方面。当年的青年人出于情绪激昂自愿响应。这一代知青身上体现着“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至六十年代中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好的做法。1968年年底形成的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则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当时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业处于停滞状态，知青下乡不到两年不许当兵。其实，我毕业后，在县食品厂干了2个月的临时水泥工，都被有关单位通知 “叫停”的。

(一)迁移户口

1972年7月，我就读嘉积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候，学校里来了一大批的政治思想工作组，“动员”着非农业人口的毕业生上山下乡，同学们个个都誓表忠心，“听党的话，服从组织”、“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很快，上山下乡的“光荣榜”出台了，我被“公布”到琼海县东进农场。据说，是因为我家弟妹多，家境不好，组织上照顾我才被分配到每月有22元工资领的农场。比起那些到农村去的“知青”，算是很幸运了。听到我要下乡的消息后，母亲哭了几个晚上，说我还小，怎么也不让我离开她的身边。但我深知父母亲养育我们的艰辛，我想我们子女能出去工作一个，就是能减少一份他们身上的负担。自己便偷偷地拿着户口本，去派出所办理了迁移手续。

东进农场地处琼海县(市)的石壁镇境内，与国营南俸、东太农场山水相邻，与黎、苗族同一山寨，同饮“流牛沟水”，主要以种植橡胶树为主。该场于1952年组建，先由印尼归国华侨开垦，取名流牛沟华侨垦植公司，1968年至今，更名为地方国营琼海县(市)东进农场。农场的职工先由归侨及广东、广西的零散人员组成。“文革”以后，便有多批知青分别注人，后来也成为县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及“臭老九”下放劳动的地方。琼剧团的著名演员钟厚昌、汤杏鸾、杨雄飞等，原法院干部韦经亚、谢式锦等都曾在那里劳动过。再后来，县委书记、副书记等领导干部的儿子曹湘生、林少江也作为知青来到农场。故此，有人幽默地说:这里是红与黑的结合部。

那年的10月10日上午，天阴沉沉的，灰暗的云朵无力地移动着，太阳早已被黑色的云片遮住了。我怀着几分激情和几分迷茫的心情，扛起行李，戴着大红花，在父母亲的泪水相送下，在嘉积南门大广场上车，随着大批的人流告别了城市，奔赴山区。那时候的口号是:“离父母亲远了，但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近了。”“皮肤晒黑了，但心练红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汽车颠簸，在龙江镇的蒙养过浮渡，提着行李再走一个多小时田间小路，终于到达了东进农场路口。在那里已经有十来位老职工等着迎接我们。他们每人都笑咪咪地急忙赶上帮着我们十多位知青携提着背包、铁桶。顿时，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觉得:“这里的职工真好!”路过食堂，还看到有几位职工忙着杀猪、洗菜的，自然正是为了我们这些知青接风洗尘的。我在想，这山里的生活这么红火，我很快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了。我应该虚心地接受再教育，好好地在这里劳动生活。

(二)遇上毒蛇

1972年的“知青”有符俊卿、龙仕杰、何书冠、陈道春、李春桂、吴梅英等十七人，农场的职工不足100人，居住条件很差，仅有二栋砖瓦房共20小间。绝大多数的老职工都是住在茅草房里，场部办公室是借用县“备战办”的平顶房。当天下午，场领导为我们这批知青召开简短的欢迎会后，很快就安排了临时住宿。我和龙仕杰等6名男知青就住在山底下的“备战办”的一间房子里。当时的这居住条件算是最好的了。前面有一口水井，没有洗手间，要方便就在后面山上的整片橡胶林里“打游击战”。会计陈明雄住在我们的隔壁，他的房间也是财务办公室。陈明雄是县华侨中学毕业生，朝阳乡人，1966年的“知青”，他虚心好学，能写一手好字，人很随和，但胆子很小，怕蛇。第二天的早上，我起得很早，刚一打开房门就看见有一条“赤尾青竹蛇”向着门口飘飘而来，我被吓得心惊肉跳，但已毫无退路，我不知哪来的“智慧”，随手拿起簸箕使劲压住它，然后随手抓起砍刀连簸箕往下揍几次，就把它弄死。其实，我已经吓呆了，再也没有把死蛇处理的勇气了。于是，我就去水井边洗脸了。谁知道，陈会计从食堂那里提着打满开水的两个水壶，嘴里哼着小曲喜气洋洋地回来了。当他脚步差点踩到那条蛇时才忽然看到，他瞬间面色苍白，嘴中的小曲也变成了惊叫，手提的两个水壶双双落地而“爆炸”了。当我告诉他是一条死蛇时，他的魂神才慢慢地回转过来。之后，这条死蛇他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件事发生后，我对山里的环境有了第一感觉，心想在这里生活的老职工真不容易。

之后，在不满一个月的时间里，接二连三的有发生蛇咬猪、蛇吃鸡的事件。有一次，“蛇与人共枕”的事情也真的发生了。王国平大伯，他是农场的老工人了，他很俭朴，工作十多年都没有一个小柜子，衣服都是挂在房间的“电线”上，好一点的衣服就压在枕头里来，平时舍不得穿。这一次是他第二天请了假要回家，晚上九点翻开枕头想准备一下备穿的衣服。当他翻开枕头时，忽然看见一条“金银蛇”就卷缩在枕头的下面，国平大伯却不慌不忙十分淡定地找来火钳就把这条蛇“消灭”掉了。国平大伯说，蛇睡枕头下面，躲在鞋子里头是经常出现的事情。他讲的轻轻松松，我听了心里却十分沉重。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养成了睡觉前一定要查看枕头、床铺的习惯了。

(三)劳动锻炼

学会犁田。前三个月，我们这批“知青”一起劳动，是在一个综合组。而后，很快就被安排到各个班。农场有一队二队，每个队有四个班。一队的主要工作是割胶、胶厂、电厂、胡椒管理等技术工种。二队的主要工作是农田管理、放养牛羊、后勤保障等杂活。被安排到割胶队的“知青”算是比较精明灵活一点的，也应该神气很多。我被安排到二队，又是在农田管理的二班。有些青年人认为这是出力不讨好，难于出人头地的艰苦活。可我不那么认为，也许是年轻单纯、有激情、有新鲜感，心里也蛮高兴的。

我怀着自信乐观的心情，很快在队长王诗恩的手把手的帮带下，学会了犁田、耕地。此后，农场的每一块坡地和水田地里都留下了我的脚印。

其实，我干活是很有心思的。犁田、耕地也是很讲究技术的。如犁田，初学，似乎讳莫如深，一经勤学苦练也没什么大不了。当然要掌握一定的决窍。首先，你要先找一头能吃苦耐劳的、不要贪吃的好牛，要不在干活的过程中，脖子老要伸在田埂上吃草;其次，犁地时要选取切人点，才能犁至边角。就是第一犁要在离田埂有三个犁头的点上由内往外翻，之后反转回犁就能把被第一犁压到的这一行犁到，这就叫“完整不缺”，要么就叫“偷工减料”;再次，在犁的过程中，如何回避暗礁应付“落泵”，与牛和睦相处，默契配合，拿下节节胜利果实。这就是要看你的真本事了。老职工们都说，“先锋队三角路”的那片水田是谁犁谁都怕的。那里有四块水田，大的二亩多，小的却只能插七、八行稻秧，圆方不成规则的，还是“落泵”地。有些深处，牛掉下去，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挺”上来，人掉下去就是灭顶之灾了。我掉陷至胸膛是时常发生的事情，但当年轻捷、反应迅速，把犁放平，扩大水面面积整个人慢慢平躺水面用力适当支撑着才能起来，接着又继续前行。每次犁完这块水田，我整个人就像一个泥浆之人，但心里感到很舒畅，像是有一种小胜利的自豪感。我犁的田地，不管田地形状如何，就是顺着田埂走势，靠牛一圈圈往外犁。我对牛的辛勤劳动是很尊重的，很少喝斥指责，总是扬着牛鞭，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牛也善解人意“不用扬鞭自奋蹄”。至今，老队长还评价说，我犁的田地，犁得平、犁得顺，就像新娘子翻晒花被子顺顺当当，流动着一种甜甜的气息。

砍竹子。其实在农场，样样的农活都是十分艰苦，劳动强度都很大的。砍竹子的事我记忆犹新。1973年“14号”台风，是琼海县百年不遇的台风，风力等级16-18级之间，中国历史记录尚未有过，嘉积镇的房屋夷为平地。

琼海当时的统计直接死亡700多人，伤5000多人。东进农场也难逃一劫。橡胶树、胡椒树拦腰刮断，所有房屋荡然无存。一派满目疮夷的景象。农场的吃住条件，原本就是1973年周恩来总理回延安时，深情地发出“战争年代都没有这样艰苦，这是为什么”的天问那一般，台风过后，全场的同志们几乎是风餐露宿，不分昼夜地大干。当年的口号是:‘日干三刻，夜加一班，有命不拼命，留命有何用。”抢险救灾，解决住宿是首要问题。我是基建组的成员，负责建茅草房，就是要砍竹子，割茅草，然后用稻草混上泥巴涂起篱笆墙。

砍竹子，我每天早晨3点多钟就起床，腰间插着砍刀，跟老职工一起步行3个多小时，到与屯昌县南吕相邻的石壁“五四”农场的大山里去。一路上，攀登着没有路的高山峻岭，穿梭在深山老林间砍下“黑墨”竹子。竹子长约有3米来长，然后捆成一大把约有六、七十斤重，扛在肩膀上往回走，这时你就会体会到:“上山容易，下山难”。山路极陡而窄小，七拐八弯还荆棘丛生。我从山顶上扛着竹子下山的脚步不能慢，只能奔跑，慢了就会跌倒，还会被荆棘刺伤。一边急跑，一边还要变戏法似地抓住路旁的小树，不断地改变竹子的方向往下前冲，中间根本就没有缓冲一下让你喘气的小山坡。跑到山底已是衣服破烂不堪，身、脸伤痕累累，手脚多数皮肉绽开。第二天，还是同样的“战斗”，砍竹子我一直坚持干了1个多月，手脚刺伤肿痛流脓，我也“轻伤不下火线”。现在我回想起来，“砍竹子”虽然艰险，但却炼就了我灵活机智、应变自如的能力，对我后来当兵打仗大有益处。

(四)东进职工

在我眼中的一群东进人，他们以场为家，甘于寂寞、孤独、苦熬，把自己最好的时光乃至生命，献给了偏僻、遥远的小农场，他们那种“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无私奉献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

王诗恩，是农场的妇女主任，共产党员，二队队长。她是本县潭门镇人。到过西沙工作，在那里任女民兵连连长5年。60年代初被分配到农场。她每天起得最早要安排工作，收工最晚要检查生产。她是耙田耕地能手，常常为了把当天的水田犁完，把中午饭拿到田埂上吃。从来没有休息天，没有病假，没有节假日，春节都是与女儿在农场度过。职工们称她是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有人问她:“你这么拼命干活是为了什么?”她付之一笑:“因为是东进农场的人。”她是县里的老先进，是海南行政区的“劳动模范”。我写了一篇稿子:“冲锋在前的共产党员王诗恩。”在农场的广播室里播出后，全场掀起了向她学习的活动。

朱芹初，大家叫他阿芹叔，是广东信宜县人。建场初期来到了农场，他在农场成家生子，他和妻子、四个儿女就居住在自己盖的茅草房里。全家主要经济来源就靠他的每月28元。家里缺吃少穿的，小孩子们靠拾地里的地瓜、杂粮充饥度日。可他从来没哼一声，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干起活来，大家都说:“是东进农场的陈永贵”。他光秃秃的大脑袋，黑溜溜的大眼睛，他一年四季上身打着光膀，下身只穿短裤，每天出工肩上就挂着一条擦汗用的大毛巾。农场实行的是工资制，不搞多劳多得，可他从不计较，只管埋头多干活。砍橡胶林带时他拿的砍刀最大，除胡椒园草时，他用的锄头是由半边的小铁锅自己磨制而成的。他这把锄头除一下地抵上正常的锄头除四、五下。我觉得他全部的力气只管用在农场的工作上。他从不计较有什么奖励和表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默默无闻干下去。直到在那次“团拜会”时，我才知道，他不久前已经活活地累死了。有人告诉我，农场尊重他的遗愿，把他埋在农场的“十五格”林段里。他要亲眼看农场越变越好。阿芹叔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农场事业，永远成为了农场的英魂，他那种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不久，知青符楠木提起他时还十分眷恋地说:“这样的人是共和国的老黄牛，是陈永贵的化身”。

此时，我也忽然想起《孔雀东南飞》中的“心如磐石无转移”这一句话。阿芹叔们是“流牛沟”场中永不转移的磐石，有了他们，东进农场才能薪火相传，才能继续前行。

三伯姩，她的名字同她本人一样，很简单，叫刘亚三，是我见过最乐观、最顽强的女人。她是60年代的印尼归侨。她命运多舛，我到农场时，她是一个人带着一男六女，共七个孩子。可她面对生活自信而乐观。有一股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她整天眉开眼笑乐呵呵的，身材矮小，但精神得很，看到她就会想到“精气神”三个字。她是个不怕日晒雨淋的“铁人”，干活从不戴笠遮挡。每次大会战，她完成任务最快，工作干得最好，汗水流得最多。每当说到她，大家都会对她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赞不绝口，尤其是她硬朗的身体更是赞声啧啧。一到大热天，她每次出工前路过“流牛沟”小溪，总要跳下去浸得全身湿湿漉漉，她说“凉快”。放工后满身大汗的她，又跳下去泡一阵子，她说:“热凉一起来更爽”。认识她的人都会亲昵地称谓她，是“冰火两重天”的三伯姩。如今，每当我回忆起她童真童趣，浑然忘我的神情，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幸福和快乐其实就在你自己的心中。

(五)大爱无边

当岁月从身边滑过，有一种爱那般沉默、安静，不那么张扬却崇尚伟大，隐藏在每个匆忙的身影背后，这就是无私忘我、无边的大爱。

那是我当知青第二年的一天下午，放工以后，天空渐渐阴霾起来，像铺上了一层黑色的幕布，大地的一切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中。职工们各自的厨房里都正冒出了生火煮饭的炊烟，知青的饭堂、宿舍的灯光像星星似的闪亮着了。忽然，场部广播里传来了紧急通知:“大家请注意，职工陈雪萍因给牛喂草时，被凶猛强悍的水牛刺伤多处，血流不止。现情况紧急，青壮年的职工听到广播后，请速来卫生所，将患者抬到南捧卫生院救治。”瞬间哗然，大家都放下手中活儿，我和符俊卿等几位知青也放下刚拿起来的饭碗，冲向卫生所。马上几位身强体壮的职工扛着担架将伤者向南俸卫生院奔跑。一路上，担架由三拨人轮流交替，我们20多位年青人也一直跟着跑着，有的打手电照明，有的打先锋的先去告知南俸卫生院，做好接纳伤者的准备，有的在陡直山崖之处作标志。一个多小时后，伤者送到了南俸卫生院。伤者在急诊室里面，我们在病房周围着急地等待着，不过多久，医生走出急诊室告诉大家:“患者失血过多，需要有人献血。”听到这个消息，疲倦了的我们又沸腾起来，争先恐后地伸出胳膊表示要献血。我也把瘦小的手伸到医生的面前，先抽血检验，我的血型不对，只好退到一边。总共有二、三个人献了血，其中职工冯世光一个人一下子就献了800CC，经过输血，患者的伤势得到控制，顶过危险期。大家都为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同时，也为献血者冯世光的行为感动不已。后来我听医生说，一个人一下子献这么多血已经是达到了极限。此刻，我的心灵深处更为他为了挽救他人对自己的生命健康置之度外的忘我精神油然起敬。再过后来我才知道，冯世光是“坏”分子遣送回家后，又落实工作返回农场继续“劳动改造”的。听到这里，我开始对人性的思考。我在日记中写上:“这样的人是‘坏人’吗?”在别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帮助伤者无偿献血。无论社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受到怎样的委屈，外人如何看待他，他都不为所动，毫无所谓，坚持用基本人性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标准要求自己。他的爱心感动身边的工友，感动了陈雪萍及她的家人，感染了我们的这些初涉社会的“知青”。他的行为是新时代的“雷锋”精神，这样的人太少了。

在返回的路上，我忽然感到饥肠辘辘，但我却心情愉悦，脚下生风。我在想，爱心是一道正架在天边的彩虹，使满目阴霾的人见到了天下的美丽。

有一次，我得了一场怪病，全身酸痛不已，连续几天39度高烧不退，卫生所的樊医生开了药也毫无疗效。老职工三伯姩知道后，到我的床前认真细看，摸了摸我的头，切了切我的脉络，提出了这种病是“毛斑”病，要用鸡毛洗身的民间疗法才能退热，果然我花了几块钱到附近农村买了一只母鸡，杀掉后，三伯姩用水和鸡毛亲自为我洗擦身子，果然马上退了热。几天来，知青凌敏帮我洗刷脏衣服，晒干了还叠得整整齐齐。老职工吕汉清和他的母亲苏云英，还给我煮了小米粥，退热后，他们听说吃“狗尾”粥恢复快，他们四处寻找，熬来热呼呼的“狗尾”粥，端到我的床前。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至今还感激着他们，他们以人为善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

(六)我和老右

说东进农场的职工属于工人范围，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自1957年“反右”以来，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的“地富反坏右”、“臭老九”都被“下放”到那里。我们二班里有李居杰、谢式锦、韦经亚，还有琼剧著名演员汤杏鸾，我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反而从他们身上看到聪明、智慧、爱读书、有文化的优点。有一次，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厕所遮板上写着:“请勿倒置”的毛笔字，我不懂毛笔书法，但专心地看着那几个字，都忘记了自己是在方便。其字笔画敦厚，沉着稳健，气势磅礴，神似“柳公权”书法。后来一了解是“右派”李居杰写的。李居杰是我一直来敬重的人。我对反右这段历史没有啥印象，只听大家说，有老师离开了讲台，主要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厕所。

李居杰，当时19岁，是一名普教班的小教员，因他说了:“不管什么社会，人一定要有饭吃，要有衣穿”这么一句话，就说他对社会有不满情绪，一夜之间就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离开了讲台，来到了农场里管理厕所。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的有55万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朋友和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伤害，也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1978年4月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李居杰是个耿直的人，他一直认为自己没有错，他不肯写请求平反检讨书。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党会给他平反正名的。结果是农场中最后一个摘帽子的“右派”。他正直、磊落、在逆境中有信念，在强度劳动下还孜孜不倦地读书的精神使我感触极深。他给我讲了颜真卿的《劝学》，“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的道理;还讲了辛弃疾:“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典故。勉励我一定要多读书。我就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人不要自暴自弃，要相信社会的进步，是需要文化的。.在农场的几年里，我读了《资本论》、《马克思传》、《恩格斯传》、《金光大道》、《艳阳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也坚持写了不少日记，知识得到了充实，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我当知青的几年中，得到了锻炼，真的也得了不少“头衔”:农场文艺宣传队副队长、持枪基干民兵班长、报道组组长、电影放映队队员、二队统计员、二班班长，1975年还被评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个人”，参加了县里的“知代会”。就是因为参加政治运动表现不理想，揭发“五类”表现差，一直没能加人共青团。自从1975年开始，同我一起的“知青”中有的当兵去了，有的推荐上学去了。可我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无声无息工作。1976年下半年，我也得到推荐去体检当兵，真的一体检就“合格”了。我这个一生都不喜欢体育的人，却是要去当“武士”去了。但面对那个年代，我也只好无奈而又只能穿上不合身的军装，走出了农场。

从此，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