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朝政丨我是兵哥哥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7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还击战35周年。无意间翻开那尘封的旧相册,竟钩起那段尘封的记忆,1976年12月至1981年8月那当兵的日子,于自己竟是一生当中最值得荣耀、最值得珍惜的时光,因为在部队这所革命的大熔炉里锤炼过成长过,因为我学会了勇敢和奉献,懂得了一个生命只有真爱另一个生命,甚至更多的生命,这个生命才有意义,才有价值。
有血性的男人都说:“男人不当兵是一大憾事”。1976年是中国政治历史上特殊的一年,9月份党和军队的领导者缔造者毛泽东主席逝世。根据国内外形势严峻的考虑,那一年年底招兵,年龄上限扩大,我刚好符合年龄最上限,有幸在“知青点”琼海县东进农场报了名,当上“兵哥哥”。12月份,我们这群吃不怎么饱,穿不怎么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小伙子,穿着宽大不太适体,但又深受世人青睐的绿军装。第一次乘坐着穿越琼州海峡的鲸头巨轮,第一次骑上似恐龙般的火车,奔向处在粤北山区的韶关英德县铁打的兵营。从此,在那革命的大熔炉里,我开始了摸爬滚打。那一刻,我就真正感觉到自己不仅属于父母亲,也属于社会、属于国家。
一、手榴弹投掷不到二十米,但射击获得了第一名
为期3个月的新兵训练,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又苦又累又无趣。韶关地区当时的冬天虽然不是冰天雪地,却也是朔风凛冽,寒气侵肌,才过几天时间,两只耳朵就已受冻成疮,皮开肉绽,尽管我们是戴着绒毛帽,穿着棉衣棉裤,参加队列、擒敌、战术训练。新兵训练的内容不多,包括体能训练和队伍训练,但我觉得很难。手榴弹投掷练习是一项重要的步兵练习,投弹姿势有三姿,立姿、跪姿、卧姿,投弹30米才合格。开始我用尽全身力气最多只能投上18米左右,心里难免十分焦急。战士们中午休息,我却在操场上继续投,晚上睡觉前我多练几回,胳膊痛了,手都肿了,但新兵营训练结束之时也只能投掷个20米,仍不及格,成了班上最后一名,拉了全班的后腿。这件事,让我难过了一段时间。
单双杠的训练我也过不了关,现在想起这一项的训练过程,仍心有余悸。单双杠的要求是一至六练习,要连贯动作一下子完成的。单杠是:引体向上;腾身反转上杠;双手撑杠单腿跨杠;跨杠翻转旋转360度;摆体上杠旋转360度下杠。双杠是:撑杠;摆臂撑杠;夹臂上杠,倒立、前下杠。从农村来的战友们,他们力气大、眼力好都能完成这一项,而我在单双杠面前却是“惨兵败将”。有的战友风趣地说:“上杠后像挂着的腊肉,下杠后像一滩泥巴粥”。手榴弹投掷和单双杠的训练,一下子就把我与战友们之间的军事水平拉远了。我在想:可能我永远是一个“熊兵”了。不过,“乌云过后见太阳”。实弹射击我却打出了个第一名,排长竖起了拇指,班长洁白的牙齿也向着我张开。新兵射击训练和实弹考核使用的是56式半自动步枪,考核的科目是白天和夜间固定射击两项科目。我实弹射击的战绩都非常好,白天的半固定靶射击,九发子弹我却打出了83环,是全排第一名。这样一来,射击科目为我挽回了失尽了的面子,也捡回了差点失去的信心。
新兵训练结束被分配到连队后的一年时间里,军事训练项目的达标仍然是我的“老大难”。人家只要七分劲完成的任务,我要憋足十二分劲头才能完成。当时部队训练的口号是:发扬“三股劲”,当好一个兵。“三股劲” 即没有路也要走的闯劲;倒也要往前倒的挤劲;永远不服输的犟劲。热火朝天的大练兵,战士们个个练得一身钢筋铁骨,练得一双火眼金睛的过硬本领。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经过近一年的脱胎换骨、魔鬼般的单兵训练后,我的心理素质、体能素质、战场技能、野外生存协作等方面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手榴弹也能投掷到33米;单、双杠一至六练习,也能碰碰撞撞地完成,我心里乐开了花。班长、连长都点名表扬了我,在“两学”活动中,还被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
二、班长“狠”,连长“热”,我成了唯一没有经过培训的班长
班长梁家喜是广东肇庆人,1975年兵。他是典型的军人模样,黑黝黝的皮肤,挺拔挺拔的腰杆,行如疾风,貌如铜钟。他刚毅的脸上长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鼻梁高高的总是透出一股威严。他有一套“魔鬼”般的训练方法,“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是他的训练口号。因为长得高,我成了这个班的排头兵、班机枪手。梁家喜要求立正口令下达后,要整齐划一,抬头挺胸收腹,双眼平视,两手垂直,烈日下即使晒得满头大汗也不能擦,就让它悄悄地流,慢慢地干,就是流到眼里,也不能揉搓。有一次,班长下达立正口令后,陈永清因拍了一下蚊子,班长就吆喝着他走出队列,让他独自在太阳底下立正了半个小时。
1979年8月作者与母亲摄于化州县
班长的“狠”还在后面。傅宏亮是1976年的老兵,他刚调到我们班时,有些“倚老卖老”,干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队列时,班长已多次要求要按规定站好,他还是双腿挪动没有站直,班长走到了他后面,一脚踹倒了他,他的裤子破了,双膝盖都流了血。目睹这一幕,我们全班人都惊呆了。我心里嘀咕着:这幸亏不是我,要是我就惨了。从此我懂得了当兵不是儿戏,儿戏就不能当兵。
梁班长的严格训练,使我们班成了连里、营里的队列先行班。后来,他提拔为排长。一年后,我已调到四Ο火箭筒班当副班长、班长。按部队惯例,提副班长的都要经过教导队培训。这么一来,我却成了营里唯一没有到过教导队培训的副班长、班长。
连长欧秋云,1969年的兵。他矫健而机警,执着而幽默。一口的湖南普通话,尽管骂你,也会感到很温暖。比如,他跟战士们打篮球,他投篮又很“糗”,但老在球场里呱呱叫:“传过来,传过来,不传过来就枪毙你两个。”他对战士们的管理很“狠”,但他的心肠很“热”。
那是1978年的冬天,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的时候。我们连队驻营在韶关的坪石,与湖南交界。广东籍的三位即将退伍的老兵,他们想要在离队之前到湖南玩一玩。于是,悄悄地乘着北上的列车到湖南玩了两天两夜。三位老兵的“不告而别”,惊动了整个部队。团里、营里组成了寻找小组,连里倾巢而出、四处查找。坪石这地方是重刑罪犯劳动改造的地方,山高洞多,地形、人文环境都复杂得很。欧连长几天几夜没有合上一眼,第三天早上六点钟,在连队“点名”时,只见他眼睛红肿,声音嘶哑。怀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情严肃地告诉大家:这三位老兵5点半已回来了,被“关禁闭”在团部。同时宣读了团里的处分通报。之后,欧连长提高声调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受到处分,我心里是锥刺之痛啊!你们当了几年兵,荣誉和利益没有拿到,却得到了处分回家。我也有错,我作为一连之长,作为你们的大哥,可能是平时太严厉了。你们连到向我请个假的胆子也没有了。我想,我也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说到这里,连长的眼泪已在眼眶里打转。此时此刻,战士们似乎感觉到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连长,而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再后来,文书陈志强(广东人)悄悄地告诉我:连长为这件事哭了,他叫我把处分书不要装入档案,交给他自行处理。他说:“不能让跟着我的战士们,回到地方后,让人另眼看待。”我一直把这件事藏在心底的最深处。可是今天,我要用笔写出来,一定要写出来,以此,表达对“爱兵如子”的欧连长的敬重,表达连长与战士们间永远的诚挚之情。
三、任命为代理排长,出征越南打仗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是沐浴硝烟、战火洗礼的日子。由于越南政府背信弃义,反华排华,不断地在中越边境挑起事端,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士可忍,孰不可忍。为了惩罚越南当局,灭其嚣张气焰,1979年初,我军奉命向广西、云南中越边境集结。各个部队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团长于武弟(河南人)一番既义愤填膺又依依惜别的动员讲话,至今还缭绕在我的脑海,他说:“我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我先向你们敬礼!有人说我是铁石心肠的‘魔鬼团长’,今天战争来了,你们会明白严是爱的道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你们要英勇杀敌,面对敌人你们要有杀一个顶一个,杀两个赚一个的大无畏精神;我是一个军人,也是一个父亲,很清楚作为父母亲的这个时候最挂念的是什么?你们都是娘生的娃儿,有什么话儿要用信纸写下来,不懂写的请战友们之间帮着写,免得家人无限牵挂……”于团长的这番话,使战士们个个都慷慨激昂而又暖涌心头,发誓一定要为国家为人民英勇作战,保卫边疆。纷纷递交了“参战申请书”,请缨出战。我在申请上有这么一段:“我深知,年青的生命是宝贵的,但谁叫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就是在国家和人民危难之际,冲锋在前,敢于牺牲。我如果在战斗中……,我相信,父母亲会理解我,疼爱我,祖国会记住我,人民会记住我。”
我所在参战的部队是第41军122师366团三营九连。战前,连长宣读我为九班班长,代理排长的任命书。即日,我率领33名战友随着大兵团从广州的沙河火车站乘车奔赴战场。2月16日,我师进入了中越边境106-109号界碑的前沿阵地。2月17日凌晨四点四十分,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顷刻间万炮齐鸣,地动山摇,自此拉开了中越自卫还击战的序幕。我师受命攻打越南高平省号称“朔江天险”的战斗任务。364团、365团负责平孟、孟麻108、109号界碑正面的进攻,366团担任战役穿插任务。于2月19日,按上级预定时间穿插至朔江的板洋地区。我们九连作为全团的主攻连队之一,协同兄弟连队,参加过激战卡马,强取让涌无名高地。抢占板涯,强夺天险溯江,攻克灵茶,围歼高平,直下安乐。营救兄弟连队,清剿残敌,扫山洞挖“地老鼠”。捕歼敌人300多人。在攻打朔江板洋地区592高地的侧山的十几个火力点战斗中,全连战士不怕牺牲,灵活机智,英勇顽强,为取得朔江战役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连队被荣记了二等功;我排歼灭越南敌兵4名,摧毁火力点一个,协同合击,扫清了部队前进的障碍,并荣立集体三等功。我被连队党支部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培养对象,指导员王俗溪,副连长陈永坚作为我的介绍人(现万宁县公安局)。3月5日,中央军委宣布撤军。但我团还在越南境内与负隅顽抗的敌人继续作战。3月16日,撤回中国境内,驻守于靖西县禄峒乡,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战斗任务。
2014年清明节,战友们在靖西烈士陵园为烈士扫墓
四、邓副连长牺牲,何学高被授予为全国战斗英雄
战争是残酷的,战士是光荣的。最近副班长周光明(现工作江西黎川征稽所)告诉我,他还保存着连队的战后总结。九连包括补充兵源和民兵共有186人。伤亡有40%。2月19日,邓副连长牺牲;至3月9日,张立亮、曾立凡等11名战士牺牲。
副连长邓万兄牺牲,他是1966年兵,广东东莞人。那是2月19日,攻打592高地,扫除前进障碍的战斗中,我九连冲锋在前,连队分成左右穿插支队,象两把尖刀,直向敌军冲去。在前进中,二排的战士相继踩到地雷,“轰”、“轰”的爆炸声造成我排多名人员伤亡,我们小分队的行动也被暴露了,躲在碉堡里的敌军猛烈向我军扫射,部队前进受阻。在这关键的时候,邓副连长英勇机智,匍匐向前观察敌情,他路过周光明的身边时,还拍着周光明的头说:“你不要命啊,给我往后点。”而他继续靠前了解敌情,就在离周光明不到十五米的地方,敌人的一梭子弹从暗堡中射击出来,邓副连长头部胸部多处中弹,身负重伤。他倒下后,但仍然顽强战斗,他流血的身躯还奋勇向前,身后留下了7米多长的血迹。邓副连长的牺牲,激发了战士们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勇气和信心,战士们同仇敌忾,猛冲痛打,一举炸毁了敌人3个火力点,把龟缩在暗碉里的越寇统统炸上了天。之后,连长汪德金,来到了副连长的身旁,看到副连长的眼睛还注视着敌人的阵地,没有合上。汪连长用双手轻轻地阖上他的眼睛,他才安详地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小李光牺牲、李长洪身负重伤。战斗中,为了方便行动,我排分成各个小组,每小组有三人。我分别与小李光、李昌洪、郑香清、王鹤楼一个小组。小李光1979年1月入伍,18岁,广东汕头人。他长得满脸稚气,调皮可爱,战友们都叫他“小李光”。李昌洪,1977年的兵,广西人,家里贫穷,只念了小学三年级。3月7日,三排是连队战斗中的排头兵。九班一马当先冲锋在最前面。在运动中,我们发现了一小股敌人,我班迅速形成后三角形队形进行包抄,逼着敌人四处乱窜,有的钻进洞子里,有的躲进树林中。周光明小组穷追不舍,眼捷手快,击毙了逃入树林中的两名敌军;还有两名敌人逃窜进入了我小组控制范围,并疯狂地向我们扫射。然后,狼狈地躲进一个没有后路的石缝夹中,我利用有利地形疾步靠近这块石头的死角,侧身举着冲锋枪向洞口猛射,之后往石缝里抛进一枚手榴弹,把敌人炸死一个炸伤一个。我和小李光还从洞口里拉出那位敌人已是奄奄一息,小李光给敌人身上补了两枪,敌人毙命。他还取下敌人的望眼镜带着,乐呵呵地挂在身上。我脱下敌人的手榴弹袋换上了我已破烂不堪的手榴弹袋,装好弹药,继续新的战斗。就在我们迅速撤离转移的时候,一枚来自敌军的炮弹掉在了我们附近,“轰”的一声,李昌洪浑身是血负了重伤,两块弹片穿在他的左肺中,一块弹片穿右肺中。小李光却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起来。他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豆蔻年华。这时我才真正明白:共和国的红旗是先烈们的鲜血染红的“真正涵义”。战后,我为小李光整理遗物时,才知道他是家里的“独苗”。此事,我悲痛不已,好几个夜晚,都躲在被窝里为他的离去、为他的父母亲的难过,悄悄地流了眼泪,用眼泪浇灌悲伤。李昌洪要取出肺里的弹片,要割断三根肋骨,所以肺中的弹片没有取出。医生说,维持现状,要发作以后再做手术。部队班师回到广东化州后,李昌洪归队。他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晚上3点以后总是一直咳嗽不停。他没有文化,我帮他写了入团申请书,部队给他记了三等功。今年三月,我到广西参加聚会,才打听到了李昌洪10年前已经离开了人世,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默默地祈祷慰藉英灵:“当年老战士,今有几人存。新生千百万,浩荡慰忠魂。”。
何学高,1977年兵,湖南常德人。五连五班战士爆破手。2月19日凌晨,上级命令五连迅速拔掉朔江南山592高地这个敌人顽守的要点。指导员郑桂球作简单有力的动员。连长伍桂来“上”的一声命令。战士们如箭离弦,飞射而出。迅速向顶端的三个火力点实行迂回包抄。这时,敌人为了夺回失去的阵地,集中所有轻重火器,疯狂地向2排扫射。何学高机智地沿着敌人的交通壕,向第2道堑壕冲击。突然,从侧面暗堡飞来1颗子弹,打伤了何学高的左手背。他迅速把枪挂在右手臂上,用右手捂住伤口,继续往山顶冲。班长徐炎勇要他下去包扎,他不肯,战士周潮彬硬是把何学高拉了下来,按倒在竹丛旁,给他包扎伤口。这时候,敌人的高射机枪仍在疯狂地向朔江公路扫射。战友们被压制在敌火下……他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把敌人火力点炸掉!何学高隐蔽地迅速冲上去,突然从左侧战壕里窜出2个敌人,把何学高紧紧抱住,身体瘦小的何学高只有一米五八高。在敌人面前,毫无惧色、机智灵活,他与两个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在这生死关头,何学高使尽全力拔出手榴弹,用闪电般的速度,拉开了导火索,举过头顶……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弹片夹着两个敌人的血肉尸骨,朝四处飞去……就在手榴弹爆炸的瞬间,何学高整个右手掌完全被炸掉,左手食指也被炸断了,他完全成了一个血人。消息传到指挥部,一位指挥员激动地连声称赞说:“英雄!英雄!他就是活着的杨根思!”我们在战场上就听到了中央军委授予何学高全国战斗英雄称号的消息。
2014年4月作者与“全国战斗英雄”何学高战友在南宁东盟大酒店交谈
五、三次相聚祭英灵
战后,我团驻营靖西县禄峒乡荣劳村,九连分散住在伏文屯壮族家中,我和副班长周光明带着9名战士(因为伤亡没有满编)住在黄家芬家。黄家芬家是木架搭建的高脚屋,上层住人、煮饭,下层养猪拴牛。黄家芬当时只有6岁,还有一个妹妹。一家四口人挤在小房子里,让着我们睡在较宽的楼板上。他们生活很艰苦,山高路徒,土地被石头占去三分之二,根本没有经济收入。翻过大山就是越南的国界,他们把我们捧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帮着为我们洗衣、晒被子,还杀掉老母鸡为我们加菜。使我们这些远离父母亲的士兵,感受到家的温暖。2009年和今年的3月份,我两次去探望了黄家芬80岁的父母亲。连队庆功会就在黄家芬家小仓库的平地上。连长汪德金宣布庆功会开始后,声调低沉地要求全连战士三次举杯,他说:“第一杯酒作为寄托我们的哀思,向在战斗中为国牺牲的战友们敬酒!”这时,大家神情肃穆,脱下军帽,恭恭敬敬地俯下身子把酒洒在地上,使人有凛然之感;“第二杯酒向战斗中负伤的战友们敬酒!”大家端正地立正在各自的位置恭敬地饮下这杯苦涩的酒;“第三杯酒为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胜利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战友们干杯!”随着连长的话音下落,每个战士们没有兴奋心情,而是触目伤怀的神情,机械地与身边的战友相互碰杯,饮下了这杯五味杂陈的酒。过段时间,部队组织到靖西县城附近的临时墓地向烈士们祭拜,为牺牲的战友作最后的送行仪式。我找了符王存烈士坟地,当时的墓碑只是一块砖头。这是第一次战友们相聚祭英灵。
第二次战友相聚祭英灵,是我离开部队以后。我是1981年退伍的,但部队领导一直劝着我,想挽留着我,所以我是8月份一个人离队的。谈到退伍,我提出了二次申请。第一次是刚当兵第二个春天,我已经是任副班长。我以军事上不能带好头为理由向欧秋云连长提出,欧连长不但没有批准我退伍,不久,还提拔我为班长。战前,还宣布为代理排长。第二次,是部队打仗挥师回国不久。我在退伍申请书中写道:“相识是缘,相知是份。我选择退伍,不是不热爱部队,也不是战争影响了我,请首长理解我。我表示,胸中那沸腾的热血会被我深埋在心底,如果祖国召唤,她还会燃烧。”由于战后部队要先考虑伤员的退伍,政治部主任吕世信想留住我,并要把我送到“兰州军校”,但当时我去意已决。另外,父母亲也给了我心理上“要回家”的压力。打仗后回国不久,母亲就拖着伤病的身体来部队探望我。她说:“你在信里一直都是报平安,但我和父亲心里一直不安,今天来看到你心里就好了。”母子异地相见倍伤情!那一年,母亲不到50岁就病退了。她不再挺直的身体和满头的白发给我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我要退伍回家!回到地方后,很多人不知道也不相信我有当兵的历史,更不相信我有打仗的经历。他们哪里知道,我对军营生活有着浓浓的深情,比任何一段岁月都“不思量,自难忘”。2009年3月,对越自卫还击战30周年。琼海籍366团的战友发起,聚集广西悼念符王存的活动。据民政部门统计:琼海县参加这场对越战争牺牲的军人仅有符王存。符王存1976年12月入伍于广州警备区。1979年2月战前调入366团6连1排任副机枪手,共青团员,同年3月7日下午,在越南板洋高地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光荣牺牲,终年23岁,立三等功。葬于广西靖西烈士陵园。366团琼海籍战友有10位:我在9连,杨启贵(3连,嘉积镇人),莫泽和(4连,龙江镇人),王连才(3连,市广播电视台),冯世礼(3机连省安全厅),黎仕武(2连市糖烟酒),陈远陶(特务连,博鳌镇人),吴秀群(6连,文市人),李斌(6连,长坡人),符王存(6连,石壁人,烈士)。3月16日,我们与烈士胞兄符煌丰一行8人前往广西,去祭奠一个远去的英灵,了却战友们与家乡人30年来的这份心愿。在这次的相聚中,我由感而发,写了:“战友们不忘记你,亲人们不忘记你”一文发表于《万泉法苑》(2009年试刊号第1期)。王路生作家同年3月31日在《琼海通讯》写了《向远去的英雄献上一份心香》的通讯,讴歌英雄,赞美英雄。
第三次战友相聚祭英灵。2014年3月10日至3月17日,曾伯坚(5连,广东人),巫伟平(特务连,广东人)等战友发起、捐助和组织由5连、特务连、通信连为核心的,邀请兄弟连队部份参战老兵,联合吹响了纪念“中越自卫还击战胜利35周年”活动的集结号。200多位战友从全国四面八方齐聚广西南宁。我和林雄(6连,琼山人),陈运陶、邓境寿(特务连,琼山人)代表海南参加。当年英俊洒脱的战友们都将进入耆耋之年,一张张既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久违的重逢,大家紧紧地握手,含泪的拥抱,此时无声胜有声,场面真让人感慨万分。期间,我们一起回到了中越边境的靖西、那坡、平孟,凭祥等地区追忆那段戎马生涯的点滴,缅怀那段地动山摇,慷慨悲歌的岁月。在陵园里,祭拜着当年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安息在这里的战友,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天地间的对话。告诉他们:战友啊,好兄弟,当年是青春集合在军旗下,如今是暮年愈浓战友情,你们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青春年华。“我们从远道而来,不仅仅是举行个仪式,我们是告慰逝者,让亡灵不太寂寞,送上一柱香,酌上一杯酒,和你们说一会儿话……惜别总有时,相约在梦中。”靳少忠战友的肺腑之言,勾起了大家的思绪万千,此时此刻,有的战友已是肝肠寸断、声泪俱下,有的战友已是痛不欲生、大声豪哭,接着是一片惊天地,吓鬼神,悲愤交加的动人场面。我们的兄弟安息吧!烈士们安息吧!
2016年11月海南籍的九连战友在化州官桥老营
六、一时战友,一世兄弟
军人,一个平凡的称呼,却做着不平凡的事,背负着不平凡的重担!军人,一张张被岁月剥夺去年轻的脸庞,都挂着温暖的微笑,再苦再累也值得,我们无怨无悔。
今年的战友广西聚会,有幸与战斗英雄何学高叙叙旧。报到的当天下午,当我知道,何学高由老婆伴陪着也来参加聚会。那种对战斗英雄敬意油然而起。35年了联系不上,我急忙给他一个电话,征求了他的意见后。他很快就来到我的房间。他笑咪咪的脸孔还是那么惹人喜爱。战斗中被炸掉的右手藏着衣袖里。我俩一起回忆了住在团招待所的日子,回忆了他给我讲了两个敌人抱着他后,他“绝不能当俘虏”的念头出现,举起手榴弹要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斗过程。谈了我帮他扣纽扣,打洗脸水的事。谈了部队为了他找老婆派人做了娘家很多工作的事。谈话中,他告诉我,他是1984年部队退休的,且工资只有73.8元。但部队涨工资他也涨,现在每月有7000多元。妻子是事业单位退休的,有一对儿女,儿女们都成家生子了。生活其乐融融的。国家每年都有安排他到各地舒适的地方疗养,走一走。他告诉我,他还常有到各单位给人们谈谈革命理想、传统教育。话别时,我们相互拥抱,我们都满怀深情地祝愿:“你是战斗英雄,是国家宝贝啊,你要好好给我活着!”“一样,一样,你也要注意身体,健康第一啊!”在何学高的身上,我看到了他淡漠名利、乐观生活的精神。看到了他“献身”永远不过时的美德。
我还和王荣忠交谈。他福建晋江市人,在市民政局工作,1976年兵。他是团炮连的班长。战斗中被配备到6连。这次聚会他也是由老婆陪着来参加。我跟他见面是战后的第二次了。第一次,那是2009年的清明节,在靖西烈士陵园祭拜符王存时,他夫妻俩也是来为战友扫坟。他说,他已经连续7年来到这里为战友扫坟了,每次都由老婆陪着一起从晋江坐车过来,祭拜战友的祭品、冥纸、香烛、酒都是从老家带来的。说着说着,他的语调沉重地回忆着战斗的他们:1979年3月7日,他正指挥着82无后座炮手在战斗着,越军的炮火与我军对峙,一颗炮弹就在他们身旁落下,两名战友牺牲,他的右腿炸断。他负伤后,有三位战友把他从山上抬下,分别是曾佐祥(77年兵,江西人),吴老生(79年兵,广西三江县人),冯子明(77年兵,广东鹤山市人)。路途中,越军的重机枪向着他们猛烈射击,战友们赶快把他转移至隐藏的地方。而曾佐祥却中弹牺牲,吴老生左腿打断,也负了重伤。王荣忠结婚后跟老婆说了,他的生命是战友的生命换来的,没有战友的抢救就没有他,也没有他今天幸福的家。他的老婆是个天生丽质、心地善良的女人,听了以后很感动。从此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夫妻俩都相互携扶着来为“救命恩人”祭拜。写到这里,我已无法按捺住自己的心情了,忽然我感觉到在我的身边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多么善良的战友,多么伟大的友情。王荣忠和战友的故事,是在诉说着这样一个哲理:“只有为别人而活的生命才是有价值、才是有意义。”
后来,王荣忠经多方查找到了曾佐祥烈士农村的老家,他夫妻俩风雨不变,年年去探望烈士的母亲。王荣忠告诉我们:“他父母亲养育了曾佐祥和一个姐姐。曾佐祥牺牲前,父亲已病故,姐姐后来出嫁远方。前几年其母亲也因伤心劳累辞世了。”王荣忠说到这里满脸已是凄楚伤感,泪如泉涌。今年是王荣忠夫妻向曾佐祥祭拜的第13个年头。他说,只要他走得动,以后还会有第二个13年,第三个13年,直到永远。
我还有机会见到了张良月本人。他是常德贺家山人。1979年1月入伍,当兵仅54天就上了战场。他是团炮连的一炮手,战斗中被配备到6连。我在政治部报道组时,采集到他的英雄事迹,但一直没有机会见过他本人。35年前的3月7日早晨,6连全体战士遇上一场十分残酷的遭遇战,他们被夹在一个四面伏敌的山峡间,正面有敌人两挺重机枪把守,处于“匹夫当关,万夫无敌”的劣势,一时间,7名战士就倒在17米的小路上。连长肖皓(广西平南县)牺牲,副连长大肠被打断,身负重伤,全连伤亡惨重。张良月也负了重伤,部队把他从前线辗转送到军区武汉总医院。肚皮大面积缺损,右肋骨和肝脏清晰可见,肠道大部分暴露,回肠切除了80厘米,结肠、横结肠和部分降结肠也被切除,两个肠造瘘口溢出黄绿色的粪便沾满腹腔……“两次被抬进太平间,与他同房的重病号8名。7名都前后都回天乏术牺牲了。唯独他昏迷,发烧了46天后,奇迹般地活下来。”2005年他专程去过军区武汉总医院答谢医治、护理过他的恩人,85岁高龄的军医苗春溥感慨说。现在,他同老伴过得很快乐,很满足。他的退休工资和伤残抚恤金每年都有8万多元。他有两个女儿,都嫁人了。我认真地听着他的每一段回忆,时而还记录下来。听着听着,我和林雄的眼圈早已通红,而他好像在诉说着别人的故事,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娓娓道来。话别后,看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想起这么一句名言:“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我们战友间有说不完话儿:“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无论是我们共同的故事,还是战友各自的故事,将让我感动一生,温暖一生,影响一生。
我要说,当兵值得!打仗值得!战友情谊永存!
【感言】
写完《我是兵哥哥》一文,似乎有一种解脱感或者是一种释然,全身倍感轻松。因为是“文革”特殊时期的影响,我真正没有读几年书,如果说别人是有文化写出文章,我却是用真情和感恩的心血“憋”出来。因为当兵的故事压在我的心底,尤其是那些战友鲜活的生命瞬间消逝的情景,我真不想再提起那悲壮的一页。但某一天我忽然有了想留下“永恒”的一闪念时,是我的儿子、儿媳为我加油,不耐其烦地帮着打字、复印;是林鹏院长创办的《万泉法苑》给了我献丑的平台,2009年,他还专程为前去悼念烈士的战友团摆设了一席送行酒;何泮院长对2014年的战友聚会十分支持,给了我假期,还亲自审稿、修正;李小玲(万宁法院)、龙林新为我联系战斗中的战友提供了方便;吴淑洪、苏才敏、蔡海锋、冯卿、杨全锋、何书权等,还有很多年青的同事们都给了我鼓励和信心。为此,谨借此一角感谢你们!你们的好心与支持,我和我的战友们将永远记住,永远传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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