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以基督教新教思想立国的移民国家，各种宗教成为美国人民的信仰，并决定或影响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可悲的是，在美国政客的预谋策划下，宗教不仅沦为美国政治操控的工具，也变成了美国政府霸权扩张的一张牌，更是美国对他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组成，变异的宗教使命让美国政府得以顺利地把霸权扩张、和平演变神圣化、合理化。利用宗教渗透等手段摧毁苏东意识形态后， “用基督教的羊征服中国龙”成为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目标，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一、宗教是美国政治操控的工具。宗教在美政治生活中具有超越党派又被各党派普遍认同和尊重的地位，扮演着一种“道德权威”和“政治良心”的角色。尽管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但宗教始终被看作是国家政治机构最主要的部分。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种深刻的宗教信念之上的话，它就失去了意义。”美国政治党派的宗教价值观受到宗教团体的监督和关注，在许多涉及重大社会利益的政治论争中，宗教团体的声音更受政党、社会的重视。在各类选举中，民众往往根据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价值观决定选票的投向，任何参加角逐的候选人都会用宗教和道德信条阐明自己的政治见解，以宗教的语言迎合选民信仰情感以获得更多的支持。2008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总统提名人选的奥巴马，首次公开在党代会上举办祷告会。事实上，即使在外国人加入美国国籍的宣誓誓词中，最后一句也是“请上帝保佑我”。由此可见，美国的宗教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宗教，即为美国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服务。
二、宗教是美国霸权扩张的一张牌。美国十分注重将宗教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本民族神圣化，让宗教为本民族或本国的一切利益服务，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民族主义”。同时打着“基督教救世主义”的旗号，将领导世界描述成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把海外政治扩张视为是在完成上帝的使命，为推行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和文化输出提供了“道德”依据。克林顿总统在签署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后宣称：“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将宗教输出纳入国家对外活动财政拨款系列中。小布什时期，美国又祭起“宗教+爱国主义”的大旗，鼓吹将宗教与爱国主义糅合在一起，将用宗教对他国进行干涉和渗透美化成爱国行为。美国把自己装扮成民主制度和自由思想的传教士，又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这一点让其欧洲盟友都感到害怕。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对美关系顾问卡斯滕斯·福格特警告：“别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的皮带扣上就写着上帝与我们同在。”法国政治分析家多米尼克·莫伊西也说：“我们感到被上帝、被民族主义欺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欧洲联盟，以阻止宗教战争。”
三、宗教是美国反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战略组成。宗教在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冲突中，美国政府首先抓住共产主义无神论，把制度冲突转化为信仰对立，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渲染成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在民众中将其塑造成“当代世界的邪恶国家”，同时会同西方其他国家组织各教派向苏联渗透“传福音”，极力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此策划蛊惑下，与政治联系密切的美国宗教利益集团，也大多把共产主义看成洪水猛兽，他们不但反对与苏联妥协，还反对与中国建立哪怕是非战略物资的经贸关系。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美国把我国作为宗教渗透的主攻目标，把宗教作为对我实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和突破口。美国和平策略研究所、霍普金斯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机构等，多次建议美国以宗教为“首选武器”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一些组织提出了向中国传教的“松土工程”和“金字塔工程”，即一手拉扰中国基层干部，松动中国防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大坝的底层土壤；一手在政府和宗教界上层人士中培植亲西方势力，削掉中国社会金字塔尖后再进行宗教渗透。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站主任大卫·艾克曼2003年在《耶稣在北京----基督教怎样变革中国并改变全球力量均衡》一书中宣称，“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外部世界敞开大门”，“基督教在中国兴起的时候，恰逢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全面崩溃，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真空”、“如果30年内大约有20一30%的中国人能成为基督徒，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基督教世界观将占主导地位”、“中国龙必将被基督教的羊征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扶持一些海外民运组织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搞“基督民运”活动，同时把思想渗透工作重点放在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身上，认定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各级领导人。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
回顾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说过的两句话：“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要利用共产党国家‘幸存下来’的教会组织，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再看看今天中国面临的宗教渗透形势，足以让我们时刻保持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