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汇】耳朵里的浪潮 中国音乐节操手

在西方，音乐节有着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它不仅仅指代着一场户外的音乐盛宴，更是一种文化标志。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举行，被公认为全球音乐节的鼻祖和里程碑，更是流行音乐史中最重要的时刻。这场摇滚盛事远远超出了人们对音乐的理解范畴，而成为西方现代思潮中的一座精神圣殿。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西方人认为，参加音乐节是人生的一个必经过程。

多年之后，西方人理想中的“乌托邦”，在中国得到呼应与延续，2007年国内只有四大音乐节；短短五年过去，国内音乐节数量已经超过了九十个；2013年则大有破百的趋势。音乐节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综合型户外商业活动那般简单，而是一种迎合现代青年需求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手段。国内音乐节的飞速发展，预示着一个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版图正在中国扩张，也折射着现代文化潮流的变迁。

今年五一期间，迷笛、草莓两大巡回音乐节在北京上海两地共吸引34万人次到场，除国内重量级摇滚乐手崔健的固定出席外，英国传统摇滚乐队之一Travis等大牌的加盟，也体现出中国音乐节和世界接轨的趋势。两大音乐节之外，诸如杭州、西安、成都、武汉、丽江也在发展自身的本土音乐节。其中，丽江雪山音乐节、热波音乐节、西湖音乐节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发展格局。摇滚乐为主流的音乐节井喷，爵士乐、电子乐、世界音乐、民谣、古典乐等为内容的音乐节形式也在滋长，内容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

（姚磊 老黑 周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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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音乐节散场，观众一个个井然有序地离开，隐没在人流中。这是摩登天空CEO沈黎晖所有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刻：“我会强烈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因为我，他们走到了一起，在音乐节相遇、分手或复合。音乐节上演了太多故事，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关于音乐节的独家记忆。”

实际上，沈黎晖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涵盖中国音乐节的发展历史，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不同音乐节品牌平行发展，熬过不被理解与支持的“地下”时期，终于在某一时刻碰撞出火花。

张帆 迷笛音乐节创始人，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校长。 （姚磊 老黑 周游/图）

中国最早的音乐节火种可追溯到1996年，在一座名为开平的小城市，沼泽乐队作为策划人之一发起了以本地摇滚乐队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开平音乐节”。三年后的北京，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则是德国人UdoHoffmann。1999年，由他策划的首届“喜力节拍夏季音乐会”在北京日坛公园举办，“边吃、边喝、边溜达、边听音乐”的生活方式概念，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2000年，北京香山脚下，迷笛音乐学校的礼堂内，一场以纯粹摇滚乐为主题，完全免费的学校汇报演出正在展开，那是中国本土音乐节的雏形。“乐队全部免费演出。制作费总共也就两万块钱，包括海报印刷、免费啤酒、音箱租赁，盒饭十块钱一份。”迷笛音乐学校校长、迷笛音乐节创办人张帆回忆道。第二年、第三年，慕名而来的年轻人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演出结束后，观众们围坐在学校草坪上晒太阳。作为一位毫无架子的学校领导，张帆此次出现在演出现场，不是学生的人也习惯亲切地叫他一声“校长”。那些年，“音乐节和理想很近，和商业很远”。

那时的音乐节脱不开“自我陶醉”的标签。乐评人张晓舟曾撰文回忆，2000年的昆明现代音乐节，因为经验与预期不足，各种协调问题频发，最后甚至一度拖欠工资，工作人员消极怠工，本就属“地下”的音乐节变成记者笔下的笑料。靠着热情做事、没有合同、没有专业的管理团队以及没有符合预期的乐迷数量，是这个过程中快速产生又消失的音乐节们共同的特点。

2004年，迷笛音乐节来到北京雕塑公园，门票仅卖十块钱。这是中国音乐节第一次收费尝试。第一次办大型户外音乐节让张帆自己“搭了点钱”，但这次实践迈出了中国音乐节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步。在张帆的努力下，迷笛变成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的文化符号，开始从“小众聚会”向大型商业音乐节转变。

每一年，张帆都为音乐节选择一个关键词：PM2.5，绿色与和平，爱熊行动等等。在张帆看来，音乐节不仅仅是一个聚会，更要直接地表达态度：“报批时，我们不说主题，因为文委只审乐队名单不管主题。”张帆笑说自己是“机会主义者”，大多时候在打擦边球，善于在围剿中找到空子。

2013年，迷笛落户深圳，变成文博会分会场。张帆坐镇深圳大运中心，和记者畅谈与当地知名地产商签订的五年合作计划。在这之前，迷笛音乐节的百度百科还滞留在“所有乐队义务演出”，以至于跟新的合作方打交道，被问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义务的吗，为什么乐队还要出场费？”张帆哈哈大笑，在自信与自傲的背后，却是一套“不死磕”的哲学：和官方以及赞助商打交道，懂得找到平衡点，并坚持摇滚的底线。

“学会妥协，同时要在磨合中让对方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张帆说，有一年，和北京某区政府合作，宣传人员写了一条广播稿让他播放：“我们热爱自然，我们热爱生活，我们反对吸毒，我们友好善良，我们不打架。”这条要求让张帆瞠目结舌，但继而据理力争：“要让他们明白，我们的观众是安全的，经过长久的合作，对方已经从完全不信任，到怀疑，到最终达成默契。这些年，我们的安保数量确实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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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时间轴上，沈黎晖也在探索着音乐节的更多可能。1996年，厌倦了走穴生态的沈黎晖创办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就是玩票。一个歌手办的公司能有多靠谱？”面对同行的轻慢，沈黎晖很生气，但其实的状况让他无可辩驳：创办的杂志关门，公司剩下两三个人，位于花园桥的办公室一个月3000块租金，沈黎晖每天还琢磨着怎么把楼上租出去，好省下2000块。直到现在，公司还有人耿耿于怀：有一年春节过节，沈黎晖只给了他100块，“但是我自己还没有100块呢”。沈黎晖笑着说。

2004年，沈黎晖绝处逢生。靠着给苹果、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国际品牌做音乐顾问，公司财务状况开始好转。然而，他始终记得2002年时瑞典的Hultsfred音乐节，他亲身体会到音乐节现场的狂欢。除了看大牌乐队表演圆梦之外，沈黎晖还目睹了各种创意市集，包括现场能变出一枚“朋克头”的音乐发廊。2007年，沈黎晖把赚来的钱砸在音乐节上，“血本无归，赔惨了”。但无论是当年办的摩登天空音乐节，还是两年之后的草莓音乐节，沈黎晖都以更主动、更开放的姿态接纳着各类赞助商和各种不同的音乐形式，过程中赔的赔、赚的赚，磕磕绊绊之下，竟也摸索出了一条运转之路。

沈黎晖 著名音乐人，独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CEO，摩登天空、草莓音乐节创始人。 （姚磊 老黑 周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