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野史（1）：两个女人的故事

前记：《乡村野史》是江西作家叶绍荣先生的一部小说，他以幕埠山为背景，攫取了一些有意思的片段，写了很多山乡奇人奇事，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老金，草野之人，以布衣之身混迹这繁杂人世。气质类型用老友应健中先生的一句话：看上去像个乡村教师，蛮有味道。所写东西，也多有不合时宜，不合潮流之处，不入某些自以为掌握了宇宙无上真理之人的眼。故此，以乡村野史为总题、为笔名，适得其所。本想每周可写一篇，但一周下来发现，人还得服从自然规律。所以，这个栏目我会一直保持下去，节奏就看时间看精力看兴致了。

过去人们多从教科书了解历史，现在人们多从网文了解历史。

其实教科书都是经过净化的，其角度、选材都要符合主导性价值和历史观，不管哪一国，哪一边，都是。举例说吧，海伦.凯勒大家可能都知道——不知道的可去网上查查。但网上的海伦.凯勒只有身残志坚，在双目失明情况下学会盲文，学会写作，到处旅行的事迹，这就是教科书的功劳。

一个国家、民族需要英雄，需要励志故事，但这个励志故事的主人公必须符合主流导向。海伦.凯勒是最适合做励志故事主人公的，但她并不符合美国的主流导向，因为她是美国共产党的同道人、坚定的社会主义战士。她到处旅行，是为了解美国工人阶级的艰难处境；她勤奋写作，为改善他们的处境和社会变革呐喊；她下矿井，进工厂，爬采石场，和工人们打成一片，用自己的言行，鼓励他们起来斗争；她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以争取更多人对劳苦大众的关注……这都不符合美国的主流导向，所以，她的身份和所作所为被屏蔽，被洗清了，留下的只有空洞的身残志坚，以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老师》等。

更极端的净化还有，在二战正式爆发前，美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上，苏联是一大块空白、一个大天窗，犹如未探明的非洲荒原。

曾有一篇微文称“读美国历史教科书你会发现，越是丢脸的事越写得细……”。我在朋友圈转发了这篇文章，称其为“史上最全美国赞歌，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并推荐了一本书——《老师的谎言》。虽然美国是个自由国家，但自由也是有边际的。虽然现在的自由边际比过去大了，但教科书这东西，还是要讲正能量。负面的、无法回避的，就轻描淡写，含含糊糊地一句带过。

有鉴于此，在今天美国，有些史学家呼吁老师在教历史时要贯彻几条基本原则，多启发学生的思考：“这是事实，还是观点？它重要吗？是否有证据？证据是在哪儿发现的？是如何通过审查的？这些资料可信吗？”最后是“意识到偏见。找到平衡。”

上述的“史上最全美国赞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网文、微文中了解历史，往往会从一个极端偏向另一个更极端。很多网文、微文中的历史故事、评述，都不是在讲历史。从立场出发去选择叙事角度、截取素材的“元叙事”，“以小细节颠覆大历史”；如果细节缺乏，就把它充分抽象化成“读美国历史教科书你会发现，越是丢脸的事越写得细……”这样的表述，是其基本手法。

其写作方法也是非常“大众传播学”的：结论明示（那帮傻瓜根本不会总结）；只讲一面之辞，不讲两面之辞（那帮傻瓜根本没有分辨力）；诉诸情绪，不要诉诸理性（那帮傻瓜根本就没理性，只要一个煽情故事，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就可以降服他们，使他们或激动万分，或义愤填膺）；越极端、越夸张，传播效果越好……

老金是个杂家，也是个天生反叛者。永远不做群众一份子，是老金潜意识里最强的信条。在左的年代，老金在组织内常常处于被批的地位。在今天的网络世界里，老金也常常让某些人生厌。因为老金总喜欢在“一边倒”的极端世界里，对一个极端的观点说，“这不是事实”，或者“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就像前段时间对“流动性溢价”说这不是事实一样。

读历史需要广采博收，更需要注意事实与观点区分，证据的重要性与可信性，“意识到偏见，找到平衡”，这是因为，历史本就是一个万花筒，换个角度，换个片段，就会出现不同景象。而绝大部分写作者常常出于他的立场需要，有意识地选取某些片段，以达成他想要达成的目的。只有真正严肃的历史学家才会注意去避免这种情况，但即使如此，也会受到他占有的资料、本人的知识结构、学识素养，以及“史识”的局限。

今天说到海伦.凯勒，干脆再说一个和女人有关的事吧。

义和团，过去的正史对它基本是肯定的，因为反帝嘛，有政治正确性。但评价总体不高，除了文革初起的1966年，对义和团、红灯照有过一阵大吹大捧，基本是六四开样子。

今天，人们对义和团基是上全盘否定的，无论史学界还是在网络界，这没什么可说的。但以上面慈禧太后，下面义和团来一言以蔽之，似乎义和团就是慈禧挑起的，则违反了史实，因为它和慈禧没毛的关系。

这场运动其实是由三股力量推动起来的。

一个是绅士阶层。绅士阶层的初衷不是推动一场暴民运动，而是对洋教士们肆意贬斥攻击当时中国人奉若神明的一些东西做出反弹。比方说，看到孔庙里在祭孔，一个洋教士就走上前说这是不对的，只有上帝才能获得这样的荣耀。看到中国人在祭祖，一个洋教士走上去说这是错的，只有上帝才配得上被我们祭拜……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都在当年那些传教士的书信里。中国的读书人深受刺激，深感耻辱，深为祖宗留下的东西被不断地侵蚀感到痛心、恐惧。但他们没有能力反抗，因为满清官府怕得罪洋人，于是他们就动用手中的笔，开始写一些帖子、小册子，于民间悄悄流传（在全盘否定义和团同时，网络世界里还有对当年外国传教士的无限制吹捧——办学堂啊，办医院啊，做慈善啊，全都是好事。其实，故事的开头并不是这样的，以做善事开道，主要是后到的一些美国新教徒。一来是后到的，要打开局面，需要一些新手段；二来是发现中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很大，传教事业进展缓慢；三来是新教确实比传统的更具世俗的广义的善。最后是他们认为，要让上帝的事业发扬光大，必须从做好事开始）。

一个是贫民阶层。由于正经人家不屑于洋教，而传教士需要业绩，所以，最开始被拉进去的信徒大多是些懒汉、无赖、地痞、二流子。这些人平时就为害乡里，有了洋人仗势后，气焰更嚣张。而每每出现纠纷，洋教士们总会胳膊往里拐，出面压制官府做出有利于其信徒的判决。这就加剧了平民与洋教的矛盾。

一个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帮会组织。这类组织在清朝200多年历史中从没断过。这次春节去佛山，看到祖庙里有一个精美绝伦的供台，制作于前清时期，其台板下，剥开表面的雕塑，里面就是反清复明4个字。

这三股驱动力量，遇上华北闹灾，民生困苦，于是就星火燎原般地发展起来了。

最开始，满清对义和团采取的是压制政策。但压制结果，不仅声势越闹越大，且一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和革命党关系密切的三合会、天地会也掺和进来，成为其中最有组织的核心力量，把这场运动逐渐导向了反清灭洋的道路。

到这时候，老佛爷发现势头不对了。继续压制，只能惹火烧身。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后，决定“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来个180度转弯，由压制转向支持，把运动主导权夺回来，将它从反清复明转到了扶清灭洋轨道。洋其实是灭不了的，但借拳民杀杀其威风也是可以的，说不定还能取得一些正面效果。即使败了，也无非是割点地，赔个罪，出点银子而已。而家奴闹到不可收拾，倒是有可能让祖宗打下的这份天下全部赔光的。友邦无意吞没中国，洋人不会要她这个宝座，他们只是些“逐利至上”的小人，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了。所以，最坏结果无非是损点利，却能借洋人之手，扑灭一场反清危机，保住江山。

慈禧何等了得？我尊敬的清史学家李庚其教授曾对我说，如果她不死，袁世凯根本没出头之日，满清说不定也不会那么快就灭亡。

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