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类——一号原食？

许多动物为了适应其生态位，都会改变某些身体部位的形态：比如大象的长鼻子、长颈鹿的长脖子、鸟类千奇百怪的喙。一般情况下，这些变形的部位所需的营养并没有什么特别。

人脑也是这么一种变形了的身体部位。

虽然人类有创新的智慧，但人脑却没有创新的结构——只是旧有结构的变化。这说明：人脑进化的背后，可能并没有太多基因变异，而主要是某些基因表达的变化。

但所有的陆兽都没有实现这种变化。

正如我们在之前的4篇文章中已经看到的，这很可能是因为：神经发展对营养非常挑剔。不能满足那种特异的需要，就不能调整与神经发展相关的基因表达、释放基因的潜力。

而从大约270万年以来，陆续出现了脑容量越来越大的人种；在大约30~50万年前，更是出现了脑容量超过1400g的尼安德特人和智人。

我们的祖先“误打误撞”到了什么呢？

食壳动物？

420万年前，由于当时的气候巨变（强烈的干湿交替），南方古猿阿法种和南方古猿湖畔种开始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资源（主要是水和食物）相对稳定的近水地带，主要吃水生植物，和一些水生无脊椎动物（贝、蟹、虾），还有一点鱼类。

270万年前~190万年前，气候变化更加剧烈，许多湖泊反复形成、消失，变大、变小（这也导致了许多鱼类和水生无脊椎动物周期性的大量死亡）。“湿地”环境集中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类。

由于岁差的缘故，这段时期内大约每23000年就出现一次干湿交替，而交替的过渡期可能只需要500年左右——期间还有频率更高的水位涨落。

这时出现了一些“人科”，比如傍人、南方古猿非洲种、早期人属，开始更多地利用“湿地”资源——水生植物、更多的水生无脊椎动物和少量的鱼。

傍人消失一百万年后，智人出现。

当然不止有人类在水边：与当时的傍人在时空上有重叠的还有沼泽獴和无爪水獭，因为专吃带壳的水生无脊椎动物，它们被称为“食壳动物”（durophage）——它们和傍人虽然都“食壳”，但因为体型不同（各相差约3倍），占据的生态位不同，所以可以共处一个生态环境。

在Olduvai和Swartkrans的傍人遗址里也发现了沼泽獴和无爪水獭的化石。

同属食壳动物的还有“食蟹浣熊”。（下图中的正在吃蟹……）

而作为食壳动物，沼泽獴、无爪水獭、食蟹浣熊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因为独特的饮食，它们有特异的头骨形态：结实的颅骨、宽阔的颧弓、凸出的矢状脊、粗壮的牙齿，下颚骨上升支较高，前列牙齿减小、犬齿后的齿列扩大，磨牙咬合面上有球状尖头（这些磨牙甚至会显得过度膨胀）——这也正是傍人的头骨形态。

之后的人类在头骨形态上逐渐远离了这套“食壳”属性，尤其是磨牙变得越来越小——但这应该与石器和火（还有更多的鱼类摄入）有关。

其次，它们的前肢也与众不同：虽然分属不同的科，但它们都独立进化出了类似手的前爪（指间几乎没有蹼），从而可以更灵活地抓取贝、蟹和一些小鱼——和绝大多数食肉动物只用口来获取食物不同，食壳动物主要靠灵敏的“手”。

无爪水獭前肢的角质爪几乎完全消失，代之以指尖的肉赘（就像人类的指肚一样，见下图）。

这3类动物的脑中，与前爪的感觉、运动相关的脑区都相对扩大、复杂化——这让它们的“双手”变得非常敏感和灵巧——这也是人类（与双手相关）的脑结构特征。

也许：“食果”的历史只是给了人类可以对握的双手，而“食壳”的历史最终给了人类真正灵敏的十指。

最后，它们的相对脑容量也比同地区的同类更大——这可能既是因为复杂的前肢操作需要更大的脑，也是因为水生无脊椎动物给脑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DHA。

沼泽獴是现存獴科动物中绝对脑容量最大的，相对脑容量也高于其他獴类，脑回结构也是獴科里最复杂的。

无爪水獭的绝对脑容量也大于非洲的其他鼬科，在进行比较的南非30种食肉动物中有着最大的相对脑容量。（世界上脑最大的鼬科也都是在湿地生活的。）

食蟹浣熊的绝对脑容量也大于其他浣熊科，其相对脑容量也高于食肉目的整体水平。

相对脑容量也很大的另外三种大獴Herpestes urva 、Herpestes brachyurus、Herpestes viticollis分布在东南亚，它们也都是在湿地生活的食壳动物。

这些在不同科的食壳动物里分别进化来的特征，也都正是（好吧，头骨特征只是曾经是）人类的特征。

也许，人类也算是“食壳动物”？

滨海地区

大约60万年前，全球出现了更剧烈的气候变化，更冷、更干，迫使一些人类转向资源（主要是水和食物）更充足、稳定的地区——包括滨海地区。

滨海地区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交汇处，本来就有着很高的生物多样性。

而在气候变化中下降了的海平面，再加上有节律的潮汐作用，更是暴露出了大量的食物——主要是海洋贝类，也有少量的蟹类，更少的（可能是困在水洼中的）虾类、小型鱼类，也可能有海龟、一些两栖动物、企鹅（或其他不能飞的“涉禽”）、海鸟蛋、海葵之类，甚至有一些海豹、海鸟、海鱼的尸体。

除了充足、稳定，这些食物往往还非常容易获取：不需要专门的工具和狩猎、加工技巧，只是采集即可——尤其是对于贝类这种“不能动的动物”来说。

由此而来的丰富而稳定的“脑营养”供应，给“兽变人”的最后一步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人脑的新皮质灰层开始迅速扩展。

脑容量越来越大，人类也越来越脆弱——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朝这个方向不断进化，这说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除了营养充足，也足够安全——在滨海地区没有大型食肉动物的竞争，让人类可以相对安逸地发展“智力”属性。

人类全身布满汗腺（还失去了大部分的体毛），能通过大量排汗来有效调整体内的电解质平衡，这个在兽类中“另类”的机制也提示着：我们很可能是在“很咸”的地区进化而来的。

贝冢

21世纪以来，在非洲、欧洲、东南亚的许多人类遗址中陆续发现了主要由贝壳堆积而成的“贝冢”（shell midden），其中有大量食用滨海食物的证据：

南非的许多智人遗址（比如Klasies River Mouth、Blombos、Die Kelders、Pinnacle Point、Ysterfontein、Saldanha Bay、Hoodjies Punt）的贝冢里，除了贝类外，还都发现了海豹、企鹅或其他海鸟的残骸。

只在Blombos洞穴里找到了大量的鱼类残骸。

这些地方还发现了原始人用来绘画的赭石，和加工好的贝类装饰品；还有许多“埋葬仪式”的证据——说明他们已经有了足够高的认知能力。而远离海滨的同期人类遗址，绝大多数都没有找到这些“文化”痕迹。

在直布罗陀、意大利和其他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尼安德特人遗址处，也发现了食用贝类（主要是贻贝）和海豹的证据。

在泰国一处有70万年历史的直立人遗址处，也发现了牡蛎壳堆。

印度尼西亚的直立人遗迹显示出，他们在80万年前已拥有航海技术。

有些人类学家推测：在智人完成进化之前，“（海洋）贝类应该是人类食谱中最后添加的食物种类”（嗯，而且好像主要是牡蛎和贻贝）。

这里说到的“贝类”，不能与英文中的“shellfish”简单对等——后者不仅包括我们所说的那些，带着硬壳不能移动的软体动物，还包括蟹、虾之类的甲壳纲动物。但考虑到丰富度、易获取度，还有对贝冢的分析，当时的人类主要吃的应该就是中文所称的“贝类”而非英文中笼统的“shellfish”。

海贝的营养

海洋贝类的脂肪主要以“膏”的形式存在（而非脊椎动物那种会腻人的“肥油”），每100g牡蛎肉或者贻贝肉里，就有250mg的DHA，超过40mg的AA。

海贝的矿物质含量更是舍我其谁——它们的碘、铁、硒、铜、锌、钴（维生素B12）、钠的水平是陆地食物们难以企及的。

海贝还是镁、锰的极好来源——尤其前者是现代人最容易缺乏的。

贝肉还是已知的食物里，“甜菜碱”（Glycine betaine）含量最高的（即使它们的含水量很大）——每100g蛤肉有250mg甜菜碱，每100g贻贝肉有163mg；相比之下，每100g甜菜根只有75mg的甜菜碱，100g菠菜有74mg（面粉这种几乎没有水分的干品，也不过73mg）。

贝类中的叶酸含量也还不错——每100g贻贝肉有42μg。

还要再次强调：它们的维生素B12水平是傲视群雄的……

如此的营养构成，简直像是为人类专门设计出来的食物……

始于淡水贝类（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成于海洋贝类——这些无筋、无骨、无血、无头、无尾、无肢、动也不能的“动物”，两百万年来一直不离不弃，终于育出了智人——我们这些幸福、聪明的“采集者”。

“第一个吃螃蟹的，成了人。”

——某位（不叫Lucy的）南方古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