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拂粟麦，万里渡河汾——史前中国农业化的驱动力量（1）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但中国的农业是怎样产生、发展、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的，却仍然是个没搞清楚的问题。上个世纪中国农业考古学研究长期停留在“发现粟（稻）属遗存等同于发现粟（稻）作农业，发现农业活动等同于进入农业社会”的简单定义时代，热衷于不断前推“农业社会”起始的时间点，对其形成真正主导地位的渐进过程缺少关注。实际上，在狩猎采集资源丰富的史前时代，农业从萌芽到成为主要生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植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中美洲人对栽培谷物的依赖从5%增加到75%足足花了七千年时间【6】。在拥有更加富饶的自然环境的中华大地上，我们没理由假定这个进程会哪怕稍短一些。这个进程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我们研究中国农业化的进程模式和驱动机制，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人群和国家的起源，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我们先从考古学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社会”的再认识说起。

判断史前人群的农业化程度，龋齿率是个客观指标。谷物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会在口腔中残留糖分，所以农业人群的龋齿率远高于狩猎采集人群，龋齿率因此可以用来判断古代人群的食物结构和生计模式。2012年人类学家们对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古代居民做了一次牙齿检查【9】。发现龋齿率只有1.4%，远低于农业人群的水平（平均8.6%）。

关于5000-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人群的农业化程度，历来有不同的估计。这个新的证据说明，我们对它不能估计过高。把出土的石铲、磨盘、磨棒都认定为“农具”是不妥当的。石铲可能是挖掘半地穴式住宅的工具，最近对磨棒残留淀粉粒的分析也指出，磨盘、磨棒很可能主要是用来研磨坚果类食物的。即使发现谷物的遗留，不能排除用于酿酒的可能（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原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谷物遗留，尤其是考虑到过去长期被认定为汲水器的小口尖底瓶实际上都是酿酒的容器）。张雪莲等通过分析人骨同位素氮15的比例来推断古人的食谱【1】，其结果也指向了相似的结论：红山文化人群的生计还是以狩猎采集为主、粗放农业为辅的模式。

对6000-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先民的生计模式，也存在一个同样的认知过程。上世纪70年代的发掘者认为河姆渡古人已经进入“发达的稻作农业社会”。 最近20年来已经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证明这种认识需要修正。除了确认其“稻谷遗存”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以外，有学者指出河姆渡人的“骨耜”并不是耕地工具而是为干栏式建筑挖掘柱洞的工具【3】，“骨耜”的数量远少于狩猎工具，收割和脱粒的工具严重缺乏，这些迹象都显示稻作农业的比重不高【2】（如果存在的话）。

河姆渡文化人群的食物资源异常丰饶。因为其饱水环境，河姆渡和跨湖桥遗址（同属河姆渡文化）都与稻谷相伴出土了大量的其他可食植物遗存。考古学家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以坚果为中心的广谱食物资源构成。下表粗略举出了这两个遗址出土的可食用的植物种类。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稻谷（无论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只是多种可食用也可储存的植物资源之中的一种。不管是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报告还是众多关于河姆渡文化的研究，都只强调（并且夸大）了稻属遗存。对其他可食植物遗存只一笔带过，仅仅说明了它们的存在，其具体数量和相对比例都不清楚。但根据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报告中描述的窖穴坑遗物推测，上表中除稻谷外的可食植物遗存数量也相当巨大【2】。

如果看到这儿你觉得河姆渡古人是素食者，那就错了。属于该文化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更多不胜数。走兽包括猪、狗、水牛、梅花鹿、麋、水鹿、獐、猴、羊、麂、大象、犀牛、虎、黑熊、貉、青鼬、猪獾、水獭、灵猫、狸、黑鼠、豪猪和穿山甲等。鸟类包括鹈鹕、鸬鹚、鹭、鹤、野鸭、雁、鸦和鹰等。爬行类包括扬子鳄、乌龟和鳖。鱼类包括鲤、鲫、青鱼、鲶、黄颡鱼、鳢、裸顶鲖和鲻鱼等【5】。此外还有蚌类。遗址中仅是鹿类的下颌骨就出土了700多件，可辨识的乌龟有1000多件。河姆渡出土的骨制、角制的工具数量超过了石制工具的数量，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动物资源的丰富。

从人骨同位素氮15比例分析来看肉食在食谱中的比重，河姆渡先民遗骨的δ15N值（氮15与氮14的比值与大气标准比值之差，除以大气标准比值）在千分之11和12之间【1】，高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内蒙兴隆洼文化居民（千分之9-10）。一般草食动物的δ15N值是千分之6左右，在食物链上的位置越高，同位素氮15越富集，δ15N值越高。一般肉食动物的δ15N值比食草动物高出千分之3-4 【4】，但捕食肉食动物的顶级肉食动物的δ15N值会更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兴隆洼和河姆渡先民的饮食中肉食的比例都很高（δ15N值与肉食动物相同），河姆渡先民的肉食食谱的范围要更宽，包含部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猛兽（禽）。

这些证据都说明河姆渡先民的食谱中植物性食物只是次要成分，而稻谷更只是次要成分中的一小部分。距今6000-7000年之前的河姆渡先民的生计模式是以渔猎为主，以采集储存坚果类食物和粗放稻作农业为辅的模式。但上世纪的考古学家们把聚光灯和放大镜都集中在稻谷遗存上面，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场史前农业“大跃进”。事实上，直到距今2000多年前的汉代，浙江地区依然是以渔猎采集为主、“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为辅的生计模式。很难想象6000-7000年前这里就有了“发达的稻作农业”。

（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存不存在类似的“农业大跃进”？我们下一篇文章再讨论）

一般认为农业的兴盛是早期文明得以壮大的先决条件。中国人对自己悠久的农耕历史，充满了自豪感。然而对石器时代的古人来说，农业生涯并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他们也不操心文明的进程。对他们而言，从狩猎采集的生涯转变到以农业为生，是一个非常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其中的原因, 是我们现代人往往容易忽略的一些事实：

（一）农业生产的劳动量远大于狩猎采集。

“稼穑艰难！”（《尚书》）。先不考虑开荒的劳动量，即使已经有一块平整过的农田，翻地松土、播种、浇灌、锄草、施肥、收割、晒干、脱粒，经过这一道道琐碎繁重的工序，粮食才能入口。

所以，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比狩猎采集要低得多。人类学家 Barlow 对美国西南部“前哥伦布”（Pre-Columbian）时代印第安人的玉米种植业和狩猎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做了调查和比较【7】，他的结论如下图。

所谓“能量回报率”是指收获的食物所含能量与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比值，单位是千卡/小时（Kcal/Hr）。上图中左侧文字纵列给出了不同狩猎采集对象组合的能量回报率。最高的是该纵列顶端的以大角羊、羚羊、野兔为对象的狩猎活动，能量回报率为13000 - 31000 千卡/小时。也就是说，每花费一个小时可以获得含13000-31000千卡能量的食物，这些食物大致可以满足4-10个成年男子一天的能量需求。其次是以囊鼠和棉尾兔为对象的狩猎活动，能量回报率为9000 - 11000 千卡/小时。该纵列以下依次列出了以其他小型猎物和可食植物为对象的狩猎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

图（1）中右侧阴影方框内列举的是不同强度的玉米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作者在文中对其四种强度等级给出如下的进一步解释：

1. 最原始的农业：仅仅撒种和收获，不做任何其余劳动。劳动时间：每英亩（约合6市亩）50小时，约合5-6个人日/英亩。

2. “刀耕火耨”农业：增加了用刀砍火烧除去树木和其他植物的工作。劳动时间：每英亩 200小时。

3. “典型”农业：劳动时间：每英亩 400小时。

4. “精耕细作”玉米农业：包括翻地、幼苗护理、除草和生长期各种田间劳动。劳动时间：每英亩 800小时。

它们各自的能量回报率对应图（1）中四条灰色曲线。曲线的横坐标是每英亩的产量（主要取决于年景，即降雨量和土壤肥力），纵坐标是能量回报率。能量回报率最高的是“广种薄收”的最原始的农业，为1300-1700千卡/小时，对应最上面的那条曲线。

从这个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情况下，狩猎采集的能量回报率是原始农业的10-20倍（13000-31000 vs. 1300-1700 Kcal/Hr ）。如果与精耕细作型农业相比，这个比率可达数百倍。狩猎采集拥有巨大的优势。只有在动物资源不足、对可食植物的依赖较大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能量回报率才变得有吸引力。比如以橡子、早熟向日葵籽、印第安大米草（长毛落芒草）为对象的采集活动的能量回报率是300-900Kcal/Hr， 与“典型”农业大致相若。

（农业的优势在于可以以较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果比较土地利用率，农业生产高于狩猎采集。 如果比较单位劳动时间能量回报率，结果就反过来了。所以只有在土地面积和人口承载力成为瓶颈因素之后，农业才成为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式。而在地广人稀、土地资源接近无限的时代则不然。）

（二）谷物的口味劣于狩猎而来的食物。

动物的体液和血液中含0.9%的盐分。而谷物缺乏盐分和鲜味，所以农业人群有对食盐和调味剂的强烈需求。

（三）谷物的营养价值较低，不如狩猎采集而来的食物。

没啥好说的。除了营养方面之外，关于麸质和高碳水化合物食谱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详见@易楚的原始饮食专栏。

（四）农业生产的成就感和乐趣，远低于狩猎采集活动。

这个不是石头布拍脑门，而是来自人类学观察。比如美国人类学家Holmberg在1940-1941年对玻利维亚西部的Sirionó印第安人部落的观察【10】。Sirionó人主要从事狩猎采集，辅以少量的农业活动。在他们的心目中，耕地、种植、砍柴、修房子被归类为“工作”，都是乏味的，能免则免。而打猎和采集野果则被归类为“消遣”，富有乐趣和吸引力。

人们选择操持何种生业，是遵循着如何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以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大的收获”这一原则的。费效比最高的采食活动，无疑是猎获冰期的北方大型食草动物——动辄上千公斤的驼鹿和数千公斤的披毛犀、猛犸象。所以那时高纬度地区的猎人们的闲暇时间最多。整个亚洲旧石器时代的留下的艺术品集中于西伯利亚的几个遗址。冰期结束后食草动物的小型化使得狩猎的费效比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采集活动，更远高于农业生产。

过去人们以为：古人以狩猎采集为生是因为蒙昧无知，一旦有聪明人发现了“种植的秘密”，古人就会心向往之，跑步进入农业社会。过去考古学家们倾向于把发现谷物遗存等同于进入农业社会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

古人除非迫不得已，绝不会主动地转向农业生活方式。这个不是猜测，而是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比如据19世纪的欧洲殖民者的观察，当时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和南部的休休尼（Shoshonean）印第安人还是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每个休休尼人的家庭都在秋季采集和储藏了足够吃到第二年秋天的橡子，食物来源还包括渔猎、挖掘根茎和采集其他果实。尽管他们与美国西南部操持农业的普韦布洛人（Pueblo）莫哈韦人（Mojave）存在长期稳定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但始终拒绝从事农业【8】。橡子在加利福尼亚州中南部几乎是取之不尽的食物资源，休休尼人完全没有花费额外精力去栽培农作物的兴趣。而普韦布洛人和莫哈韦人都生活在干旱少树的科罗拉多河流域，他们以种植玉米、美洲南瓜、豆类等农作物为生。

人们转向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只有在森林退化、土地生态承载力下降、狩猎和采集都不足以维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所以早期的农业文明，都兴盛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方。一旦他们开始了农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就进一步降低了生态承载力，逼迫人们不得不一代一代地追加农业生产的比重、提高农业技术，反过来对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这是一个正反馈的、不可逆的循环。人口爆炸和剩余产品这些伴随农业而来的现象加速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促成了“国家”这种高级社会形态的诞生。

所以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社会和文明古国多兴起于干旱大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平原，就处在炎热、干旱少雨的环境中。苏美尔人因此建造了世界最早的灌溉系统，充分利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发展农业。干燥的气候还成就了他们独特的文字书写载体——泥版书。

古埃及的农业区是沙漠中尼罗河漫灌出的绿洲。如果观察一下古埃及的建筑物，不难注意到大部分建筑都是平屋顶（见上图中的例子）。室内室外联成一体，屋顶上往往有露台。与中国早期古建筑的铺着厚厚茅草的斜坡屋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屋顶形态多见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河流域，旁证了这些地区的雨水都十分稀少，大部分时间气候干燥。这也是埃及古墓中的有机物保存状况往往比较好的原因。因为干旱，埃及还缺乏尺寸大的树木，建筑所需的木材大部分是从黎巴嫩海岸采伐后海运来的。

尽管西方考古学家们力图证明持续的严重干旱是古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灭亡的原因，而不是雅利安人的入侵（就像证明疾病是印第安人灭绝的原因而不是欧洲人的入侵一样），古印度河流域的农业最兴盛的时期也恰恰是气候较前期更为干旱的时期。但距今约4000年前的气候急剧变化确实是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河文明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如今，世人只能到三个荒漠中去凭吊逝去的这三个文明古国。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遗迹沉睡在埃及和伊拉克的沙漠中，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接壤处的大沙漠之中埋藏着古印度河文明的辉煌。

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也可看到类似的规律。温暖湿润、自然资源禀赋较为优越的长江以南地区，也是农业社会形成较晚的地区。距今5000-4000年前气候的逐渐干旱化，正是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化和国家化得到迅速推进的契机。到了秦汉时代黄河流域已是人烟稠密、以种植“粟黍菽麻麦”五谷为生业的农业区。长江流域却依然地广人稀，以利用自然资源的渔猎经济为主。《汉书-地理志》：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蒇蠃蛤，食物常足。故偌窳蝓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

《汉书-王莽传下》：

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

这种农业化进程步调的差距，使得南北方的人口密度一度十分悬殊。

（一些题外话：对践行原始饮食的朋友们来说，这两种采食方式对身体健康和精力状态的影响不言而喻。随着黄河流域的谷物农业化程度将长江流域甩到身后，这种影响越来越显现出来。历史表现就是：吴楚地区的兵员素质优势越来越明显。这个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还仅仅是出勇士，到了秦末的灭秦和楚汉战争中，楚军就表现出了整体上高出一截的战斗力。在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荆楚兵作为精兵，被委以重任。李陵以孤军深入匈奴，倚仗的就是五千荆楚兵。《汉书-- 李广苏建传》：

（李陵）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无骑予汝。”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

汉初“七国之乱”中领头叛乱的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或许凭借的也是与李陵出自相似理由的自信。

但这种差距随着江南农业开发的逐步推进而消减。汉末的时候，出自徽南、苏南山区里的丹阳兵依然是精兵。但其后几百年内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涌入，谷物农业在江南得到迅速发展，“夫荆楚强勇轻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精兵劲旅就走进了历史。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强壮善战的品性，与地域、基因、民族都没有固定的联系。饮食条件和生活环境才是决定因素。）

汉代持续在江南安置北方流民，汉末“流亡北士”（鲁肃、孙坚等皆是）开发江东，晋代永嘉南渡，中原士庶更大举南迁，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江南的农业社会的形成，是在中原移民的推动之下完成的（但很快后来居上），是来自中原的农业人口的扩张的结果。

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农业化与江南地区是同样的模式，比如欧洲的农业化，也是来自近东的农业人口扩张的结果，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地方也是。只有少数地方的农业社会是原生自发的，这里面包括中国北方。

于是我们的问题是：距今10000-5000年前温暖湿润、犀兕横行的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是原生自发的，还是受到自然环境更脆弱的其他北方农业区的影响而启动的？如果我们比较我国古代文明的两个先发地区——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在距今5000-4000年前全球气候干旱化的过程中，谁在形成农业社会的道路上“先走了一步”？谁向对方实施了农业人口的扩张？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1】张雪莲， 王金霞，洗自强， 仇士华，《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载于《考古》2003年第2期。

【2】秦岭，傅稻镰(Dorian Q Fuller)，Emma Harvey，《河姆渡遗址的生计模式——兼谈稻作农业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载于《东方考古》第3集（2006年），307-350页。

【3】蔡保全，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说质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49-55 页。

【4】Judith C.Sealy et. al. , Nitrogen isotopic ecology in souther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and dietary tracing,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Volume 51, Issue 10, October 1987, Pages 2707-2717.

【5】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社。

【6】R. S. MacNeish, reflections on my search for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 in Mexico,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Retrospect. Gordon R. Willey (Editor),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Publishers. 1974.

【7】K. Renee Barlow， Predicting Maize Agriculture among the Fremont: An Economic Comparison of Farming and Foraging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American Antiquity, Vol. 67, No. 1，pp. 65-88 ，2002。

【8】R. F. Heizer, Prehistoric Central California: A Problem in Historical-Developmental Classifi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rchaeological Survey Reports 41:19-26. 1958.

【9】原海兵，朱泓，牛河梁红山文化人群龋齿的统计与分析 ，人类学学报第31卷第1期，2012年。

【10】ALLAN R. HOLMBERG ，NOMADS OF THE LONG BOW—— THE SIRIONO OF EASTERN BOLIVI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PUBLICATION NO. 10 ，1950.

欢迎关注本文作者“石头布”的公众号：

龙玉崇拜的起源与华o夏o北o来o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