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最后的特区

1990年夏天，刚上大学没多久的高晓松接到海南一个歌厅的演出邀请，同一个乐队的其他人打听了去海南的交通情况就放弃了，只有高晓松满腔热血，拉着老狼踏上了旅途。

可惜当时的海南，虽然已经启动过两轮开发，“改革”的种子却还没有真的扎根，他和老狼的靡靡之音，只有歌厅老板欣赏，更多只习惯闽南系语言的海南人对他们嫌弃的不行，没几天两个人就失了业。

老狼打道回了北京，而高晓松因为路费不够，滞留在南方，并就此从清华辍学，走上了一条艺术大道。

其实早在1979年，就有一位高晓松的学长，清华大学化工系大四的学生，来到了海南参加社会实践。这位学长虽然长期生活在北方，水土不服。但是早年的知青经历和亲民朴素的家风，让他一到广东就扎进基层，走访村镇，访贫问苦，了解了父亲治下的这块岛屿的基本情况。

海南在建省之前，一直被当成国防战略的前沿阵地，除了为给国家提供战略物资在岛内建有几家国营橡胶农场外，海南岛一个像样的产业都没有，整个地区财政收入不到4亿元，发展状况相当于内地一个中等县，基本是一个“闭关锁岛”的状态。

建省前，海南一些公社改区、乡，连政府换招牌的钱都拿不出来，有的生产大队穷的只好把政府统一安装的电话卖了换钱，乡镇学校没钱买办公用纸，把学生的考卷翻过来印通知书。

有中央领导说，访问非洲之前，觉得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后来发现海南岛比非洲还要落后。海南部分地区到80年代还是刀耕火种，过着“三块石头支个灶，两片竹筚架张床”的原始生活。广东稍富裕的地方吓唬哭闹的孩子，会说“你这个细蚊仔，再哭就把你扔到海南岛去”。

第一个登上海南的领导人是朱德，当年两岸的军事封锁还没有完全解除，朱老总的飞机上贴着海面低飞去的，在琼海市，朱老总问你们这儿除了香蕉，还能发展什么经济作物？

当地的负责人说还种过菠萝、椰子。前几年我们发现有一个老华侨从印尼带回来的种子，种了4棵胡椒，就跟老华侨请教，说定了一年让他帮忙种一百棵，我们把它的生活全部剥下来，每月发给生活费40元，结果57年斗牛鬼蛇神，把老华侨斗死了，现在找另一个老华侨在种胡椒。

01

1984年的春晚上，沈小岑演唱了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歌词说“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实际上当时岛内最大的城市海口，建省前缺水缺电，连个红绿灯都没有。

1988年建省的时候，有人拿了50年前日本占领海南岛时的地图一比较，发现洋浦50年间毫无变化。 这么一块遍地死火山和仙人掌的不毛之地，让历任海南人提起来就绝望。

这个地方十年九旱，十种九不收，遍地都是褐色的石头块儿，土层薄的只能种番薯，可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收成还不够填牙缝，三万亩耕地，每亩收益只有20多元钱。可以说海南的起点比深圳要差远了。

1961年，叶选基跟着叶帅、聂帅从海军基地坐船到拱北，叶剑英很自然拿起望远镜眺望澳门，而叶选基看到这个动作，立刻想起南广公司老板柯平从澳门带来的点心。 “什么炸春卷，虾饺，等等，哎呀，真好吃！”

但是广东毕竟是大革命起家的地方，党的基层动员能力强，文革期间离北京远，离香港近，抵制左的力量比中西部要强大地多。报告文学《南岭村纪事》描述过70年代发生在深圳南岭村的一幕：村支书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急吼吼地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在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就有张伟基的妻子。

1988年建省后，从深圳和广东来的两个省领导梁湘、许士杰。他们算了算帐，发现洋浦光是搞简单的“五通一平”，每亩就要2亿元，加上外围投资，30平方公里的洋浦开发需要上千亿元，这笔钱海南拿不出来，中央也拿不出来。

搞深圳特区的时候，小平同志明确说过：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但是一场大雨把南大门罗湖淹了之后，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发现深圳要搞成特区，还是得有一个基础条件，所谓梧桐树才能吸引金凤凰，可测算了一下，五通一平每平米投资需要90元以上，哪怕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也需要10亿元以上。

吴南生急得抓耳挠腮，只好厚着脸皮向谷牧化缘，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没有钱深圳特区的开发方案都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最后谷牧给批了3000万元，深圳的一盘大棋才算活起来。

而开发洋浦，距离深圳搞特区已经过去5年，中央上上下下都在喊改革的步子再快一点，梁湘和许士杰于是在洋浦开发上大胆用了“借鸡生蛋”的方案：把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生地直接有偿转让给外国投资者。

1988年5月，海南省政府和香港熊谷组公司签订协议，以每亩地2000元的价格把洋浦交给后者成片开发。设想中的洋浦开发参照的是国外的“自由港”模式，行政管辖权归中方，外方负责一切跟经济有关的事情，在货物、人员、资金进出上享有充分自由。

这个方案最不幸的地方是熊谷组虽然是一个香港的公司，老板于元平也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公司的股东有日本财阀，资金占比还不少。 方案在第二年年初递到中央，当时主管特区的谷牧已经退休，接班人田纪云接到报告后派了一队人视察洋浦，他们前脚去。

张维几个政协委员后脚也去了。 张维当过清华大学副校长，他还是高晓松的外公。他们在洋浦开发区调查后，写了一份“洋浦调查报告”，在这两会上批评海南把相当于半个香港的洋浦“贱卖”给日本人，是开门缉盗，堪比清政府割让土地丧权辱国。

“海南拟租给日本人45000亩土地，约为香港的一半，租期70年，而每亩的租费竟只2000元！清政府是战败国，向老牌帝国主义英政府割地赔款，才把香港租出去99年，这么多年了，香港还没收回来”。

这个说法杀伤力很大，还没等海南反应过来，已经有大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打着“还我海南”、“惩治卖国”的标语上街游行了。几乎是深圳历史的重演。

梁湘到海南任职前，是深圳的市委书记，深圳人民至今认为深圳特区的建设首功要记在梁湘身上。因为1982年，一队一队神秘的调查组在深圳蹲点一阵后，也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后面还附上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些内地老干部的考察团到了深圳，不看还好，看了之后痛哭流涕，大骂修正主义，

“这深圳除了头顶上的红旗是红的，其他的不是黄的就是黑的”。

报告在中央的政治局常委里引发了大讨论，为此专门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的座谈会，会上有领导激动地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

还有老领导表态：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最后是任仲夷做了检查，顶着压力把深圳的特区开放保下来，撑到第二年春节，邓小平南巡，这件事才算烟消云散。

海南就没有这个好运气了。他们等到了小平同志支持洋浦的批示，可这时候已经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 在各地媒体纷纷头版转载《人民日报》4月份的重要社论时，《海南日报》只在二版轻描淡写的转了一下，据说梁湘还对化名出境的敏感人物做出了“护照有效便可放行”的指示，最终领了一个“以权谋私”的罪名被撤了职。

梁湘关于特区建设曾经有一个蚂蚁论：给第一个蚂蚁尝到甜头，就会引来无数的蚂蚁，如果第一个蚂蚁吃了苦头，其它的蚂蚁就会对特区望而却步。洋浦风波发生后，本来要在海南投资农业现代化的东南亚富商谢国民打了退堂鼓，谢国民的正大集团走了，其他外商也望而却步。

熊谷组和洋浦的协议正式签订是3年后，这时候十四大已经召开，市场经济地位确立，深圳已经在思考“为什么特区不特”了。签订了协议的熊谷组在洋浦几乎是一潭死水，98年朱镕基到洋浦视察后非常生气，当时的洋浦，开发了10年，却是路不通，水不通，到处一片荒凉，3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棵树，只有遍地的牛羊。

很难说，如果没有洋浦风波，高晓松的海南之行是不是会有另一番景象，但是海南人没能接受90年的高晓松和老狼，也算是特区失败的一个表现。

02

改革开放后，海南几乎是跟深圳同时进入“特区”名单，而且由于从地图上看，海南和台湾是同样“孤悬海外”的南海明珠，两者常常被拿来互相比较，跟深圳相比，领导们对海南的期望还更高。

民国时期，孙中山在《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中就提到：夫台湾一岛，其幅员与琼州相等，自日本经营之后，每年岁入数千万，倘琼州改为行省，数年经营之后，其收入必有可观，无庸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