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美新一轮部长级贸易会谈在华盛顿告一段落。尽管经济再生担当相茂木敏充表示双方“就探寻促进贸易的方法达成了一致”，却难掩对磋商无果而终的失望。继美国对进口铝、钢产品加征关税后，美国政府又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可能对日本出口造成更严重的冲击。考虑到上一轮惩罚性关税进程中，日本因自身并非美国自由贸易伙伴而未能跻身豁免名单，美国显然正在加大压力，促使安倍政府尽快启动美日自由贸易谈判进程，以便有效降低美国对日贸易逆差。
二战结束后，为了阻止日本对资源禀赋有效互补的中国形成经济依赖，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政府曾主动对日本开放市场，促使日本服从其全球战略安排。实际上，来自于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成为日本五六十年代经济赖以腾飞的“第一桶金”，更塑造了以安倍为代表的后冷战时代日本政治精英的“脱亚入美”倾向，为延续至今的“美主日从”的权力结构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然而，饕餮盛宴终有买单之时，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不断促使日本节制出口规模，终至里根政府逼迫日本签署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开启了日本泡沫经济为主导的平成时代。正如清华大学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所说，自19世纪黑船开国以来日本历次国家转型都有美国引导因素，迎合美国战略需要更成为日本政治家、政党维持其执政的基本要诀，战后长期执政的佐藤荣作、小泉纯一郎无一不以奉行亲美外交而著称，出身政治世家的安倍首相更是深谙此道。
自2012年年底执政以来，安倍首相彻底抛弃民主党“亚洲外交”路线，全力响应奥巴马总统的“再平衡战略”，甚至不惜打破国内农业阻力，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谈判。必须注意到，在此之前日本对参与全面开放的自由贸易谈判（FTA）态度向来消极，对外只签署不涵盖农产品开放的“经济伙伴协议”（EPA），安倍内阁对美国的迎合立场用力之深可窥一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无论是与中、韩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还是对参与东盟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协议》的谈判始终很敷衍。
早在2012年野村证券就曾对三项协议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日本参与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所带来的收益大幅落后于东亚内部经济整合。然而，安倍内阁依然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为日本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主要路径。
出乎安倍意料的是2016年特朗普的意外当选改变了美国的贸易路线。尽管安倍首先一反外交惯例，抢在特朗普就任之前飞赴纽约与之会面，试图说服其留在跨太平洋伙伴协议里，却未能产生理想效果，特朗普就任总统一周后便签署总统令终止了TPP生效进程。对倡导“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总统而言，参与TPP意味着美国要与众多中小型贸易伙伴同时展开谈判，丧失了利用自身经济规模胁迫对方让步的优势。为此，特朗普青睐于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实现对各贸易伙伴“分而治之”的理想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路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2006年，代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外政策精英的约瑟夫·奈与阿米蒂奇就提出通过缔结美日自由贸易协议，降低美国对日贸易逆差。造化弄人，新任美国谈判负责人正是里根政府贸易谈判副代表，操弄对日钢材、汽车贸易攻势，最终挟制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的罗伯特·莱特希泽。坐拥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地位的日本早已成为美国政府贸易砧板上的待宰羔羊。
与之相比，安倍政府的应对则满是“中二”的执拗与“晨间剧女主角”般的天真，一味以迎合美国政府需求换取其放松对日的贸易压力。不仅安倍与特朗普总统会面的频率之高令人咂舌，日本甚至顶替美国对TPP剩余国家主动开放市场，苦撑只待美国政府有朝顿悟重返该框架。然而，安倍内阁等来的却是美国尽早启动双边自由谈判的要求，日本的贸易压力可想而知。时至今日，中韩自由贸易协议已生效3年之久，由中国-东盟共同倡导的区域伙伴合作协议也将步入谈判尾声，缺少了美国的TPP却如同“鸡肋”。曾几何时，日本“脱亚入美”的战略抉择旨在避免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却何曾想到美国本身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但愿后平成时代的日本能更加积极参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否则在“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后只剩下“脱亚入澳”的“独木桥”了。（吕平 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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