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海人何英：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何英夫妇

　　1984年，何英（前排左三）回琼海省亲，与当时琼海县领导合影。 何子权供图

　　琼海市嘉积镇不偏村何英故居

　　1960年代,何英(后排左一)和周恩来总理及非洲友人合影

　　今年恰逢何英诞辰100周年，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琼海籍外交官去世也已经20年。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在外交场上游刃有余，谈笑风生，对子侄后辈严厉管教又关怀备至，心系故土多次返乡，却拒绝“特殊化”，这是琼海家乡亲人对何英的印象。

　　琼海市嘉积镇近郊的不偏村，伴着白鹅的声声欢叫，在村民的指引下，记者寻到了槟榔树深处的一排低矮瓦房。这排在农村里最普通不过的青砖瓦房，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何英的故居。

　　从这普通的瓦房上，也能窥见一丝何英朴实低调的为人与作风。

　　在外交场上游刃有余且谈笑风生，对子侄后辈严厉管教又关怀备至，心系故土多次返乡却拒绝“特殊化”，何英的二侄子何子权为记者还原了何英的形象。

　　风采过人的外交家

　　何英原名何君灿，1914年出生在嘉积镇不偏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13岁时便出洋谋生，当过学徒、工人和店员。“叔父在马来亚打工，经常会寄钱回来补贴家用。”何子权介绍，懂事的何英早早就挑起了养家的担子。

　　青少年时期的何英就向往光明、追求真理，15岁时在马来亚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了马来亚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巡视员等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广大华侨反对英殖民统治的压迫，1936年被驱逐出境，返回海南。

　　回到海南的何英曾一度失去与党的联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和环境的险恶，四处寻找党，从海南辗转到广州、上海、南京，终于在长沙找到了党组织。

　　1938年至1944年期间，何英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与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何英于1945年10月奔赴战场。

　　新中国成立不久，何英调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蒙古大使，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驻坦桑尼亚大使兼驻乌干达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何英在非洲任职近5年期间，先后参与谈判建交成功的国家有乌干达、桑给巴尔、肯尼亚、布隆迪、赞比亚等5国。以上国家都是刚独立的国家，谈判建交并非一帆风顺。他以充满智慧的外交手段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贡献。

　　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翟隽曾在1992年撰文，回忆自己在何英身边担任翻译时的经历。据他描述，何英的外交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也很会做工作，比较“能侃”，而且能“侃”到点子上，待人接物亲切又自然，极有人情味。

　　关爱子侄的长辈

　　“叔父有3个儿子，都很淘气，叔父说他们比较听我这个当哥哥的话，于是带我去北京读书，也希望我能照看一下堂弟们。”何子权曾在1958年跟随何英去往北京，在何英身边生活了5年。

　　何英育有三子一女：儿子何湘京、何京印与何北京，女儿何小芳。3个儿子起初就读于北京育才学校，后来转学到离家比较近的学校。何子权就读于北京第二十四中学，与堂弟们相互照应。

　　何子权记忆中，叔父工作非常繁忙，每天只有在早餐桌上才能见他一面。“叔父早餐喜欢吃蛋炒饭，吃完就出门了。晚上经常参加宴会，凌晨一两点才回来。”

　　虽然公务缠身，但何英并未放松对孩子的管教。“堂弟们淘气犯错了，叔父会拿皮带抽！婶母劝都劝不住。”何子权说起何英管教的严厉，缩了缩肩，似乎依然心有余悸。

　　“有时教训得太凶，婶母生气了，就‘呯’地一声把自己关在房里生闷气。叔父却说不能太溺爱孩子。”何子权对婶母王浩生气地关上房门的这一幕记忆犹新，但对叔父的毫不妥协印象更为深刻。

　　不过家中孩子们并不畏惧何英。“大部分时候叔父是随和可亲的。周末的时候，经常会带我们出门游玩。去国际俱乐部打网球，去公园踏青，去游泳、看电影……”何子权心中满满地珍藏着那些快乐的回忆，嘿嘿笑着讲起游玩的趣事。

　　何英在家很少提及工作上的事情，但会给孩子们讲一些异国风情的故事。马来亚成片的橡胶园、飘香的咖啡园，都让孩子们觉得非常新奇。

　　“叔父是个对工作非常认真的人，工作任劳任怨，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何英给少年时的何子权留下了深远影响。

　　1963年，何子权因不适应北方气候而病倒了。正是这一年，何英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派，担任驻坦噶尼喀大使。临出国前，何英征求了何子权的意见，把他送回琼海休养身体。“叔父对我说，这次去非洲的任务很重，他不去不行。我的病情也时好时坏，没人照料，叔父就送我回琼海了。”

　　何子权回到海南后，何英还时常寄回家书，叮嘱他好好学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不搞“特殊化”的海南之子

　　在距离嘉积镇约4公里的不偏村，坐落着何英故居。这是一排三间横屋的单体建筑，坐东北向西南，是海南汉族传统建筑的一明两暗式，明间为会客厅，两侧是卧室。屋前后均设一米宽屋檐，屋顶建有海南民居习惯设置的“翘头”（鸱尾），房屋并没有什么特殊别致的地方。

　　这套瓦房曾由何英的大侄子何子畅居住保管，何子畅已于近年去世，其妻周玉兰年近六旬，依然住在故居中。

　　周玉兰向记者介绍，何英早年的故居因1973年那场特大台风被夷为平地。台风过后，何英受中央委派来到海南考察灾情、慰问灾民，但对自家故居并没有予以“特殊化”的关照，何子畅靠领取救灾补贴，在老房的地基上建起了这套瓦房。

　　瓦房里配着简单的家具，周玉兰捧出几个相框，拂去框上的灰尘，为记者指点着照片中的何英。

　　据周玉兰介绍，曾经的老房和家具都被台风摧毁殆尽，只剩下一张雕花木椅还比较完整。新的瓦房于1984年6月建成，当年9月何英回到琼海探望亲友。坐在这把老木椅上，摩娑木椅的把手，何英充满怀念地说：“这是我曾经坐过的椅子。”

　　除了几张蒙尘的老照片、一张灰扑扑的木椅，瓦房里就再没有何英的任何痕迹了。

　　有村民向何英提出要求，希望在村中修一口纪念井。何英却连连摆手道：“不要搞特殊化！我当年在战场上的时候，连‘牛脚水’都喝过！这么好的一口井，就不必再修了！”“牛脚水”是指下雨后，路边牛蹄脚印里积的水。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点污水对于何英与战士们也犹如甘露一般。村中的水井还十分完好，出水清甜，在何英看来，再修一口纪念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特殊化”。

　　1986年何英回家省亲，应琼海县委的邀请，在当时的琼海县人民政府礼堂（现琼海市嘉积镇南门商业广场）向2000多名干部作我国对外形势报告，阐述我国政府对外的原则和立场。

　　何英的故居平凡又普通，但记者停车问路，村人皆遥指不偏村；记者在咖啡厅采访何子权时，邻桌的人都聚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起这位在琼海家喻户晓的名人；琼海市的一位当年听过何英报告的老干部对报告的内容依然记忆犹新……　(文\见习记者 蔡倩 特约记者 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