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图这个“镇馆之宝”，曾惊心动魄逃难

　　▲国家图书馆向沁源县捐赠的《赵城金藏》复制件。

　　▲王箭在沁源县水峪村西水峪沟内考察藏经窑洞。记者孙亮全摄

　　800多年前，山西一位民女断臂募缘刻经。

　　几十年后，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复刻本《赵城金藏》终完工，如今已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1933年，《赵城金藏》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意外被发现，轰动一时。

　　“七七事变”后，如此稀世国宝引起了侵华日军觊觎，一出“《赵城金藏》逃难记”被迫上演。

　　断臂刻经

　　金代，山西潞州（长治）民女崔法珍发下宏愿，要造刻大藏经。

　　为刻经，相传她毅然断臂募缘，感动了许多佛教信徒，纷纷捐资襄助。施主以村民为主体，“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劝募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

　　大约在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前后，在山西解州（运城西南）静林山天宁寺组成了“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终于完工，历时约30年。

　　《赵城金藏》刻成后，崔法珍于大定十八年（1178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法珍授比丘尼戒。三年后，崔法珍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因而被赐紫衣，并受封为“宏教大师”。后为赵城县广胜寺所请，刷印一部藏经，运回山西。

　　历时约30年刻成的《赵城金藏》又是何物呢？

　　藏即大藏经。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典籍的译介展开的，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翻译的。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都是卓越的翻译家。

　　随着译经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约在公元二世纪，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收集和目录整理。唐开元年间智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集其大成，首次将中国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并创“千字文”各字为序的编次方法。

　　北宋开宝年间，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雕刻完毕。它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第一次采用千字文编次顺序，起“天”字，终“英”字，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装帧。

　　这部佛教大藏经，是一部庞大的丛书，一编便是数千大卷，数千万言。宋、辽、金、元、明、清等各朝官方和民间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和雕印。《开宝藏》是这些大藏经雕版的鼻祖。

　　截至目前，各版大藏经中，留存的孤本已然不多了。《赵城金藏》是当今大藏善本中卷帧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仅存的一部。

　　《赵城金藏》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并有部分是辽藏的复刻本与辽藏的坊刻本，装帧也同是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蜀刻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还保存着数千卷开宝蜀本与辽藏的原貌，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任继愈先生主持，组织百余位专家学者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就是以《赵城金藏》为底本进行的编辑整理。

　　国宝遭难

　　《赵城金藏》入藏广胜寺700余年间，明代曾有修补，后不为人知。

　　1931年，世所罕见的宋《碛砂藏》在西安开元和卧龙两寺被发现，随后它被运到上海影印流通，上海组织发起了“影印碛砂藏委员会”。该会常务理事范成和尚为寻宋《碛砂藏》的缺本到各地去访求古经。

　　1933年春，范成在西安见一老僧从山西五台山朝拜而来，他向范成说：“晋省赵城县（今为洪洞县赵城镇）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范成听后立刻动身，前往山西。当他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看到古版藏经时，惊喜万分。

　　范成亲自整理该经后，与广胜寺相商，借了部分经卷到北平展览。后由三时学会、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平图书馆联合出版了《宋藏遗珍》46种249卷。但当时范成并不知道该经的确切名称。

　　1934年10月，近代著名佛教居士蒋唯心赴广胜寺调查，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才把此经的原委弄清楚。至此，这部尘封几百年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赵城金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蒋唯心的文章考证“严谨详审”“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缪尤为切要”，对《赵城金藏》的历史价值做了正确评估，至今仍是这方面最具权威的论述。“断臂刻经”之说，就出自蒋唯心的考证。蒋唯心的发现，举国震动，他也是首次提出这套古藏应定名《赵城金藏》的人。

　　《赵城金藏》的发现轰动了学术界，“中外人士联袂蹑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也异常重视这部“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日本宗教界称《赵城金藏》与《碛砂藏》是中国佛教的两大最重要发现。

　　1934年，日本学术界新整理编辑的佛教大藏经《大正藏》印行，中国宣布发现金代雕刻的《赵城金藏》，对日本的震撼可想而知。日本的学术界开始打主意，日本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曾经派人到赵城考察过，欲出重金购买《赵城金藏》，遭到拒绝。

　　“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大幕。

　　1937年9月，雁北沦陷后，国民党第14军驻防晋南，军长李默庵在赵城约见广胜寺住持力空和尚，提出部队撤退时要带走此藏经。力空召集赵城僧俗与之力争，李默庵未能运经。力空回寺后马上将弥勒殿橱中藏经吊送到飞虹塔上封存。

　　1938年农历正月初八，阎锡山特使也来索要藏经。力空借口“经已经固封在塔的顶层，留此则万无一失，搬运即不容易，更难保险安全”，回绝了对方。

　　1942年初春，侵掠晋南的日军企图劫走这部藏经。中共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获悉情报后，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抢先保护此经。因事关重大，他立即请示上级。

　　得到延安的批准电报后，史健做了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等执行。

　　李溪林与赵城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先赴广胜寺做通力空和尚的工作。地委机关的同志与军分区基干营于2月中下旬，在日军占领道觉村的前3天，夜入敌包围的广胜寺虎口夺经。

　　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王万荣等登上飞虹塔二层，从空心坐佛基座里取出经卷。教导员刘德裕率领的赵城县大队和洪洞县大队担任警戒掩护。在赵城二区书记卫继瑞组织驮夫的接应下，人背马驮，五单位密切配合经石门峪上山，将近5000卷经卷运抵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在阻敌掩护运经过程中与敌交火，伤亡了几个战士，“血染经卷”。

　　不久，日军发动了“五一”大扫荡。恼羞成怒的日军，觊觎《赵城金藏》，直奔亢驿。

　　经卷危在旦夕，史健果断决定带经转移。部队携经在亢驿周围山区的泽泉、马岭、和川一带与日寇周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赵城金藏》也命悬一线。历经跌宕起伏生死辗转，经卷最终运抵沁源移交太岳行署保管。

　　新华社太岳分社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刊登在1942年7月6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

　　　沁源围困

　　得知八路军抢先运走藏经的消息后，侵掠晋南的日军司令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伪山西省长苏象乾也气急败坏赶到赵城调查。面对日军的骚扰，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与刘济荪又安排将经卷藏在沁源县山区的一个废弃煤窑里保存达4年之久。

　　为什么要运到沁源？

　　抗战时期，地处太岳根据地腹心的沁源，四面群山环抱，是太岳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赵城金藏》按照原计划要运往延安，沁源则是必经之地。